從《易經》到《紅樓夢》

别傳……，都是此一觀念的體現命名。

    “講史”又是“說話(說書)”市井文娛中的首位分支專科。

    現存的曆史類演義小說從“開辟”一直到清朝、民國的厲朝各代都齊全了還不算，别的小說也總要“挂靠”一個某朝某代的曆史人物或事件，連《金瓶梅》《西遊記》，總無例外。

    不叫“史”就叫“傳”，其名似異，其質一也(如《三國》最早刊本也叫“傳”，《水浒》是“傳”，“說嶽”是“傳”……“海上花”也是“列傳”……)。

     講“史”畢竟為了何事？當然可以說是為了興衰治亂，溫古鑒今；但略略追進一步再問興衰治亂是因何招緻的？于是回答便落到了治國安民的聖君賢相、文武良材——問題就立刻顯明了：原來，講史就是講的人、人物、人才。

    此點最關緊要。

     好的君相将帥，就是出衆的人才，這些人才的得用(能展其才)，便造成治世昌明的局面；如若相反，人才埋沒、屈抑、損害，則造成了亂世塗炭的時期。

    因此，講史中尤為受歡迎的“講三分”(三國故事)，就是贊歎魏、蜀、吳三方的各自擁有的出色的文武人才。

     這兒，就包括着他們的遭際與命運的問題。

    小說中的“後人有詩歎曰……”正是良證。

     唐代大詩人李義山(商隐)寫下過兒童慕效三國人物的句子，而且自己的感歎是：“管樂有才真不忝(指諸葛丞相)，關張無命欲何如！”這就完全是他對人才的痛切的感歎。

    宋代大詞人蘇東坡(轼)則寫出了“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東坡也記下過聽說書的群兒向蜀反魏的表現，但他自己十分贊美的卻是東吳的周郎，他那“羽扇綸巾”的儒将風度，他那“雄姿英發”。

     這兒已經表明：打動詩人詞人的，并不隻是“傾向”于三國中哪一方的事情，而是人、人物、人才！而是那些人才的遭際與命運！ 此義明了之後，才會懂得：為何《三國》故事之後，又出了同樣為民衆熱情傳述的水浒英雄的故事。

     東坡是北宋人，時在徽宗之前，所以他心目中仍然是三國風流人物。

    而到元明之時，文家藝匠，便轉而贊歎宋江等三十六英雄了(如龔聖作《贊》，陳老蓮作畫)。

     什麼叫“英雄”？一定就指“拿刀動斧”的武士？非也。

    英，是植物的最高結晶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