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裳·我·《紅樓夢》·水西莊

耳邊!——必須叙明這一層，讀者方能理會：當我在舊書攤上偶然買到了一本宗江作、黃裳題的《賣藝人家》，見那故人的手迹，見那國難期中四川土紙印制的書冊時，我那是一種什麼樣的心情!激動?感慨?向往?羨慕?怅惘?……真是無以名之，萬言難表。

     就這樣，我們彼此失散不相聞問，也不知過了多少年。

    1950年，我的紅學論文在《燕京學報》第十期上發表了(發學生的文章，是大學學報的創例)，不知黃裳兄由何而讀到了，在《文彙報》摘載了論文的一部分，來信告知于我，并附有晚報所刊讀者撰文表示贊同的資料。

    我們這才又有了聯系。

     我們失散以前，每日晚飯後，情意悠閑，風日晴淑，例至校外散步，直走到牆子河畔為度，飽領落日歸鴉之趣、霞天散绮之奇。

    我們不光是走，嘴裡當然在說笑，不知怎的，話題往往落到《紅樓》上來。

    這畢竟所因何故?今天我已解說不清了，而且所談的到底涉及哪些點或面，也是不能追憶的了。

    隻記得曾論及一義：像《紅樓》這樣的中華文學之菁英，必須譯成一部精确的英文本，使世界上的讀者都能領略一二。

    于是黃裳兄遂發一問曰：我們有“紅學”這個名目，可惜外國還不懂得，比如英文裡也不會有這個字呀，這怎麼辦?我當即答言：這有何難，咱們就能造(coin)一個新字，就是redology!他聽了大笑。

     多年來，他在資料和精神上給我以支持和關切，非專文是叙不盡的。

    60年代我考證大觀園遺址，文章是經他手編發的頭版頭條。

    因此，惹怒了“四兇”之一的姚老爺。

    運動一興起，黃裳兄和其他同仁吃了大苦頭，甚至出了一條人命悲劇。

    “四兇”滅後，他寫了一篇《夜訪大觀園》，非常精彩，也是紅學曆史文獻。

    那是他來京時與宗江聚會，宗江住處離恭王府很近，便建議裳兄入府一遊。

    那文章實在好，我已收在拙著《恭王府與紅樓夢》裡。

     今年，他又為《石頭記會真》作了序，發表在《新民晚報》上。

     裳兄作為大藏書家的事情，就更難叙寫了，因為題目太大，性質很專，非本文所能容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