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紅樓夢新證⑴

就有助于論證：像曹雪芹這樣的一個偉大作家，能創作出反映着整個時代的複雜的精神面貌的巨著《紅樓夢》，的确是概括着作者所處的社會環境及其家庭的生活面貌，這并不足為奇。

     第三，從上面的一個問題必然引到這樣一個結論：正因為《紅樓夢》的作者有過這樣的生活經曆，有過書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和同樣的遭遇感受，他才能創造出像賈寶玉、林黛玉等貴族青年的叛逆形象和悲劇性格，描繪出封建統治者黑暗、虛僞、腐爛的生活真相，以及封建社會崩潰前夕的完整的畫幅。

     但是，肯定新證在考證上所獲得的成就，也決不意味着完全肯定其觀點和方法的正确。

    新證的觀點和方法上的錯誤，不僅妨礙了作者正确評價《紅樓夢》的現實主義的藝術成就，也大大妨礙了作者應該作出更多的成績。

    其原因不單是“由于對現實主義的認識有錯誤”，而是并不了解現實主義藝術創作規律的真實内容。

     周汝昌同志在《我對俞平伯研究紅樓夢的錯誤觀點的看法》一文裡，曾經說過： 一個青年知識分子，如果在解放前不懂馬克思主義而又接觸《紅樓夢》這一題目，在考證方法上就會成為胡、俞二人的俘虜，筆者個人就是一個例子。

    我在《紅樓夢新證》一書中，處處以小說中人物與曹家世系比附，說小說中日期與作者生活實際相合，說小說是 “精剪細裁的生活實錄”，就是最突出的證明。

    ⑶ 作者能夠認識并虛心地檢查自己的錯誤，是非常值得歡迎的，但新證的錯誤，卻不是簡單的如作者所說的，隻是“在考證方法上”“成為胡、俞二人的俘虜”。

     周汝昌同志曾一再說明：“曹雪芹小說之為寫真自傳，卻已是舉世公認的事實了，絲毫再沒有疑辯的馀地”⑷，并且聲言新證的“主旨在于對勘這部小說的寫實性，一切材料，都拱衛着這一個目的”⑸，即為了達到證實《紅樓夢》是“精剪細裁的生活實錄”的最終目的。

    換成胡适的話說，就是老老實實地描寫這一個“坐吃山空”“樹倒猢狲散”的“平淡無奇”的自然主義作品。

    用俞平伯的話來說：“《紅樓夢》作者底最大手段是寫生”⑹ ，“作者底态度隻是一面鏡子，到了面前便須眉畢露無可逃避了，妍媸雖必從鏡子裡看出，但所以妍所以媸的原故，鏡子卻不能負責。

    ”⑺在自然主義“自傳”說的觀點上，新證和胡、俞取得了一緻，并且用全部的考證工作發展了這個觀點，所不同的隻是新證删削了“新紅學家”們的自相矛盾的說法，突出地強調了“自傳”說。

     周汝昌同志在談到寫新證的動機時說，“把《紅樓夢》的研究由與社會政治結合引向與社會政治分家的道路，卻不是我的目标；恰恰相反，我正是想在自己的學識理論的有限水平上，努力尋找《紅樓夢》的社會政治意義，把《紅樓夢》與社會政治更密切地結合起來看問題。

    ”⑻這樣的動機當然是好的。

    但是，馬克思主義對待問題的态度，是不能僅僅相信動機而不看他的實際行動以及所産生的客觀效果的。

    毛主席教導我們：“檢驗一個作家的主觀願望即其動機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為（主要是作品）在社會大衆中産生的效果。

    社會實踐及其效果是檢驗主觀願望或動機的标準。

    ”⑼根據毛主席的教導檢查新證的内容，新證的錯誤觀點是比較突出的。

     我們以為，新證對于作家和作品的所謂“社會政治背景”的理解是不正确的，至少在某些方面是片面的。

    作者在“引論”中雖然談到“乾隆朝乃是幾千年封建社會宗法家庭的崩潰的一大轉折點，極盛之中孕育了衰危。

    ”⑽但是，他并沒有用當時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制度發展的曆史情況，來論述證明這一判斷，以當作曹雪芹從事創作的真實的曆史背景，而僅僅是把社會政治背景理解為曹家的家世。

    擴大一點說，是把社會政治背景簡單地歸結為與曹家家世有關的封建貴族階級内部互相傾軋的具體的曆史事實。

    同時，文學作品的社會政治意義，也不能被理解為它機械地影射了那些曆史事件，而是在于通過藝術形象反映了什麼，這些藝術形象具有着一種什麼樣的社會意義，亦即文學的傾向性。

    由此可見，作者對社會政治背景與文學的社會意義的見解是錯誤的，因此，也就可以理解他究竟為什麼進行那樣多的煩瑣考證了。

     “人物考”一章的錯誤，就在于作者較之胡、俞更加強調了曹、賈混合為一的說法。

    在考證曹家的家世時，用《紅樓夢》中所描寫的賈家的家世補其不足；在考證到賈家的家世時，又将已考出的曹家的家世搬回來證實。

    在這裡，除去少數有真實曆史憑據的以外，大部分是臆想揣測之說。

    即使作為一個家譜看，新證所列的曹家世系表，也有一部分是為了附會《紅樓夢》的人物表硬加上去的，并不符合實際情況。

    其目的雖是企圖證明“寫實”“自傳”說之無誤，結果，卻由于毫無根據的主觀臆測，客觀上也就把自己的“寫實”“自傳”的說法否定了。

    在考證一個家族的世系時，隻能根據實際材料排列，不能亂加揣想，更不能以“圈”“點”代替并不存在的人物。

    新證固然在形式上列出了兩個完全相同的世系表，但實際上卻并不完全是尊重客觀事實。

    如果在家譜上可以加以任意地删削增添，那麼，也就可以列出很多無關的姓氏相同的世系表，變成了天下“百姓”同歸一家。

     這一章中最無意義的部分就是關于曹家幾門親戚的考證。

    考證曹雪芹所生活的時代環境，自然是可以涉及到和他有關的親族，可是，新證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