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朝秦暮楚

，就是東南沿海，閩南、閩東、莆仙是也。

    二者之間的分野，“恰好與晉代晉安郡和建安郡的分界相重合”（周振鶴、遊汝傑《方言與中國文化》）。

    這也不奇怪。

    郡縣總是因人而設的。

    從陸路入閩的進入西北山區，伴建溪而居，于是便有建安郡。

    從海路入閩的進入東南沿海，伴晉江而居，于是便有晉安郡。

    前者從仙霞嶺、武夷山向東南發展，後者從東南沿海向西北推進，等到兩郡之間的空間終于填滿時，各自的方言卻早成定局。

    後來，本屬泉州管轄的木蘭溪流域（莆田、仙遊）自成一個二級政區（宋元興化軍、明清興化府），莆仙話便成了閩東話、閩南話這兩塊大石頭之間的小石頭。

     曆史、地理、政治一齊使勁，八閩也就互不交通。

     六、雜交品種 說完了閩語，就該來說粵語。

     粵語和閩語一樣，也是和普通話相異程度很高的方言，次則為吳語，再次為湘語、贛語、客家話，和普通話相異程度最小的是北方方言内部各次方言，比如西北方言、西南方言、江淮方言、華北方言。

    所以，南方六大方言也可以分為三組：閩粵、吳湘、贛客。

    吳湘形成最早，贛客最晚，閩粵居中。

    吳湘同源，贛客同代，閩粵的關系則有些微妙。

     如果說吳楚（或吳湘）是遠親，那麼閩粵便是近鄰。

    在華夏諸族崛起于中原的“三代”（夏、商、周）時期，閩粵都是“天荒地老”的“荒服”之地。

    周人别内外，定親疏，有四夷、八蠻、七閩、百粵各色人等。

    七閩、百粵排在四夷、八蠻後面，可見在當時華夏民族的眼裡，閩人和粵人比“蠻夷”還要“蠻夷”。

    甚至直到如今，閩人和粵人在不少人眼裡仍有“非我族類”之感，因為他們說的話最難懂，風俗習慣也大相徑庭。

    千百年前，和他們說話要“待譯而後通”（《鹽鐵論》），現在如果沒有翻譯，也還是困難重重。

     百粵也叫百越，可能是指南方的一些少數民族，部落也很多，所以叫“百越”。

    其中住在浙江的叫“於越”，住在福建的叫“閩越”，住在江西的叫“揚越”，住在廣東的叫“南越”，住在安南的叫“駱越”。

    可見閩粵之間确有千絲萬縷的關系，沒準還是同祖同宗，完全應該“同病相憐”乃至“同舟共濟”的。

    然而閩粵文化卻并不相同，閩粵之間也少有交通。

    閩語和粵語之間的差異，也不比吳語和湘語、贛語和客家話之間的差别小，甚至閩人和粵人在體質上也不太相同。

    閩人和咱們一樣，都是蒙古人種，粵人則被疑為馬來人種。

    其實馬來人種也是蒙古人種的一個分支，叫“馬來亞種”。

    但一說“馬來人種”，便想到什麼安南啦，暹羅啦，爪哇啦，有些“異類”的感覺。

     粵語也很異類。

    它和普通話的差異，要多到七成以上。

    閩語和普通話的差異也有這麼多，但閩語是當年中原音韻的遺存。

    說閩語異類，便未免數典忘祖。

    再說也沒什麼人說閩人是“馬來人種”。

    粵語，不三不四，怪裡怪氣，爪哇人的話，算什麼呢？ 其實粵語也是漢語。

    在海外許多地方，它還被看作是“正宗”的漢語，形态上也并不比閩語古老。

    閩語中本字無考的讀音很多，普通話填詞的歌曲如果改用閩語來唱，就不倫不類，“翻譯”成粵語卻沒什麼關系，因為粵語有一整套完整的文白讀音系統，可以很自然地和普通話對換，所以，和閩語相比，它還是更“現代”的漢語。

     實際上粵語的源頭比閩語還久遠。

    因為中原漢人第一次大規模移民嶺南，是在秦代。

    秦始皇二十五年，大将王翦平定江南及百越，七年後，任嚣、趙佗又再次平定百越，并留下将士五十萬人鎮守，越漢雜處的局面形成，古粵語也就初具規模。

    然而現代粵語卻并不是古粵語獨立發展的産物。

    在後來漫長的歲月裡，它不斷受到中原漢語的影響。

    特别是漢末唐末宋末這三個時期，中原漢人絡繹不絕地進入嶺南，其中不乏名門望族、學士文人。

    這些人代表着比較先進的文化，來頭大，水平高，便使當地土著逐漸漢化，粵語也就一變再變。

     這就和閩語的形成不大一樣。

    閩語的成型是突變的，粵語的成型則是漸變的。

    因為對于嶺南來說，大規模的移民其事已久，以後所受之影響不過潛移默化，其間有一個漫長的越漢雜處相互磨合的過程。

    福建就不一樣，移民既晚，來勢亦兇，不但人數衆多，而且往往伴随着中央政權的南移。

    比如晉室偏安江左，與福建相去不遠；隋中葉全福建人丁不過一萬五千戶，到唐開元時僅泉州就有五萬餘戶人家，可見移民之多。

    如此鋪天蓋地，則原先散落在八閩大地的那些閩越土著，也就勢必淹沒在移民的汪洋大海之中，沒多少越漢雜處相互磨合的事情了。

     成功也往往意味着結束。

    因此突變的閩語便相對比較封閉，漸變的粵語反倒有一種開放的性格。

    粵語是很有一點“拿來主義”精神的。

    粵語中外來詞彙不少，波（ball球）啦，恤（shirt襯衣）啦，的士（taxi出租車）啦，我們早就耳熟能詳。

    這種現象其他方言中也有，但不如粵語突出，也不像粵語那樣喜歡搞“中外合資”，同一個詞或詞組中，一半外來的，一半土生土長的，還要把那外來的詞念成粵語腔。

     其實這正是粵語的一貫作風。

    它原本就是中原漢語、當地土話、少數民族語言和外國語的“雜交品種”。

    直到現在，粵語中還有不少當年“百越雜處”的痕迹。

    比如“這”說成“呢”，就和壯、侗、傣、黎、布依語相同或近似。

    又如細想叫撚，抓住叫揿，一團叫一舊，便是壯語。

    乜、擰等字都念陰調，也和壯語相似。

    修飾詞放在被修飾詞後面，比如客人叫人客，幹菜叫菜幹，公雞叫雞公，牯牛叫牛牯，更是壯語的構詞特征。

    漢語和壯語雖然都屬漢藏語系，但畢竟不是同一個語族，粵語卻能将它們融為一體。

    這種融會貫通、大而化之的神通，正是粵語和粵語文化的特征。

     粵語既然能打通南北東西、古今中外，自然也能打通全省，這就和閩語不同。

    粵語是一體化的，閩語則是多元化的。

    也許正是由于這個原因，粵語文化的影響要比閩語文化的影響大。

    粵劇遠比閩劇或梨園戲、高甲戲、歌仔戲有名，廣東音樂也遠比福建的南音深入人心。

    美術方面，廣東有嶺南畫派，福建卻乏善可陳，因為福建雖不乏人才，但八閩互不交通，各拿各的号，各吹各的調，鑼齊鼓不齊的，沒法擰成一股繩，也就不可能和一體化的粵語文化相抗衡了。

    難怪海外的華人雖然閩人比粵人多，粵語卻比閩語吃得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