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東拉西扯

慧，首先自己就得有大智慧，而且，要悟得無上正等正覺，就得“破執”。

    執，就是執著，也就是不開竅，認死理，非在一棵樹上吊死不可。

    執則迷，迷則不悟，叫做“執迷不悟”。

    執迷不悟也是禅宗用語，現在也變成了我們的口頭禅。

     禅宗大師們要破執、啟智、開悟，弘法時就不能教條主義地照本宣科，得說些讓人覺得耳目一新豁然開朗恍然大悟的話才行，比如什麼“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啦，什麼“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啦，都是。

    這些驚人妙語即便不能真正使人覺悟，至少也讓人覺得新鮮好玩，大家也都會跟着學。

    久而久之，也就成了人們的口頭禅。

     四、老母雞變鴨 外來語大量成為中國人的口頭禅，其盛況空前最早大約是在漢唐之際。

     漢唐時期幾乎有一千年之久，其間所謂“漢唐盛世”更是中國曆史上很值得誇耀的輝煌時代。

    漢武帝好大喜功。

    在他手上，帝國的疆域竟擴張到兩倍以上，廣達五百萬平方公裡。

    唐太宗雄才大略。

    他采納魏微“中國既安，四夷自服”的建議，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果然弄得九州臣服，八方來朝。

    什麼突厥啦，吐蕃啦，高麗啦，日本啦，波斯啦，乃至亞美尼亞、東羅馬帝國和阿拉伯半島的大食，都一撥一撥地把使者和留學生派到中國來，心悅誠服地學習中國文化。

    于是大唐帝國便成了世界文化的中心。

     中心總是會名垂史冊的。

    事實上現在我們使用的語言被稱作“漢語”，或者被叫作“唐話”，就因為這兩個朝代國力最雄厚，文化最繁榮，影響最深遠，和世界的交往也最多。

    結果大家記得住的，便不是漢，就是唐。

    比如日語中當用漢字的語音有吳音、漢音、唐音三個系統。

    京都的京讀作きょう，是吳音；京師的京讀作けい，是漢音；南京的京讀作きん，是唐音。

    日本人渡海而來，上岸的地方是江南，最先學去的當然是吳音。

    漢音和唐音就有點名不副實了。

    所謂漢音，其實是模仿唐代中原語音的，但那時唐的名氣還不如漢大，于是便被稱作漢音。

    後來，宋元明清又不如唐，結果模仿宋元明清語音的又被稱為唐音。

    盡管北宋當局一再要求各國改稱中國為宋，卻可惜收效甚微。

    這也怪不得人家，漢與唐，實在是“先前闊得多了”。

     語言學家薩不爾（Sapir）有句名言：語言很少是自給自足的。

    日本人要學中國話，中國人也要從外國人那裡借語言。

    事實上當兩種異質文化發生關系時，影響從來就很少是單方面的。

    就算是打架吧，也會你一拳，我一腳，你在我身上劃道口子，我在你身上留個傷疤。

    漢開拓，唐開放，與外部世界的交通聯系自然頻繁。

    張骞通西域，玄奘求佛經，飲食服飾、風俗習慣、語言文字之類的東西也會跟着“搭便車”。

    至少是，西域既通，現成的詞彙就不敷使用；佛經既得，外文的翻譯就成了問題，因此漢唐兩代，也就成了大量借詞彙入民族公用語庫，華夏民族語言大大豐富的時代。

     外來文化進入中國遇到的第一個問題，是那些外國有中國沒有的東西，不知道該怎麼叫。

    最便當的辦法，自然是人家怎麼叫咱們也怎麼叫，這就是音譯。

    但那時還沒有漢語拼音，便隻好找些讀音相近的漢字來對付。

    這種辦法，近現代也要用的，比如咖啡（coffee）、可可（cocoa）、坦克（tank）、蘇打（soda）、沙龍（salon）、邏輯（logic）。

    苜蓿和葡萄也是。

    苜蓿和葡萄都來自大宛語，在伊朗語中分别是buksuk和budawa，讀起來差不多。

     我們老祖宗做事，是相當認真的。

    雖說不過是音譯，也不肯胡亂找些字來湊合，總希望不但聽起來像那麼回事，看起來也得有那麼一點意思才好。

    比如葡萄原本翻譯為蒲桃或蒲陶，後來幾經斟酌，還是寫成葡萄。

    因為葡萄既不是蒲（香蒲、昌蒲或蒲柳），也不是桃，更不是陶。

    寫成葡萄，不但不會鬧誤會，而且還真有一嘟噜一嘟噜的感覺。

     這也是中文翻譯的一貫精神；信、雅、達。

    所以，用“可口可樂”譯cocacola，用“偉哥”譯Viagra，便被稱為“神譯”。

    其實，雷達（radar）和模特（model）也是譯得很傳神的。

    雷達，像雷電一樣迅速傳達；模特，模樣既好，又很獨特。

     不過古人的困難比我們大，可用之字既少，新鮮事物又多，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供借鑒，隻好摸着石頭過河。

    比如苜蓿就曾翻譯為牧宿和目宿，琥珀則曾翻譯為虎魄。

    但苜蓿畢竟不是放牧時睡覺或看得見的宿營地，琥珀也不是老虎的魂魄。

    譯為牧宿、目宿、虎魄，怎麼看怎麼不對勁，于是幹脆一不做二不休，發明出新字來表示。

    除“琥”字古已有之外（唬是古代的一種禮器，即琥磺；或信物，即虎符），珀、苜、蓿，都是專門為此發明的。

    後來，但凡松柏樹脂的化石都叫珀，如臘珀、金珀、明珀、水珀、花珀，隻有紅的才叫琥珀。

     最妙的是“佛”。

    前面說過，中國原本是沒有佛的，所以佛教剛傳入中國時，Buddha一詞的譯法也五花八門。

    沒馱、勃馱、浮屠、浮圖、佛圖、佛陀，不一而足。

    最後選定了佛陀，簡稱為佛。

    因為沒馱、勃馱實在怪異，讓人看了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浮屠、浮圖也容易産生歧義。

    當然，也可以意譯為“覺者”，但總覺得不過瘾。

    既不崇高，又沒有神秘感，想來想去，還是佛陀好。

    佛的本義是仿佛，即所謂“見不審也”。

    像釋伽牟尼佛祖這樣的人，我們自然看不真切，惚兮恍兮，高深莫測。

    再說，佛這個字也妙不可言，既是人（有單人旁），又不是人（弗人），正好用來表示那悟得了無上正等正覺的非凡的人。

    何況鬼、神、仙、佛并列，也很整齊。

    所以，用佛來譯Buddha，也是“神譯”。

     比佛低一等的是菩薩，但這是中國人的說法。

    在原始佛教中，它本是釋迎牟尼修行尚未成佛時的稱号，全稱是菩提薩埵，即梵文Budhisattva的音譯。

    其中，菩提（Budhi）即斷絕煩惱成就涅桑的智慧和覺悟，薩埵（Sattva）即心系衆生，不但自己修成正果，還要救萬民于水火，所以，一個人，如果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就會被稱作“活菩薩”或“菩薩心腸”。

    菩薩低眉，金剛怒目，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佛家的世界很是豐富。

     閻羅也是音譯，而且和菩薩一樣，都是偷工減料，省掉了兩個字，全稱則是閻魔羅阇（Yamaraja）。

    菩提薩埵簡稱為菩薩，閻魔羅阇簡稱為閻羅，并不光是為了省事，也是為了更容易為中國人所接受。

    你看菩薩和菩提薩埵相比，閻羅和閻魔羅阇相比，是不是更有中國味兒？至于邬波馱耶（Upadhyaya）譯為和尚，比丘尼（Bhiksuni）稱作尼姑，就更是中國化。

    事實上菩薩、閻羅也好，和尚、尼姑也好，不但讀音全變，意思也不盡相同，早就變成中國的名詞，異國情調已經沒有多少了。

     這可真是眼睛一眨，老母雞變鴨。

     五、東邊日出西邊雨 日本人的本事也不小。

     日本人是很能學習和吸取外來文化的。

    當年，他們跑到中國來，學了不少東西去，連文字都是從中國進口。

    明治維新以後，日本人以西洋為師，一大堆先前聞所未聞的新名詞湧入日本，頗有些應接不暇。

    他們的辦法，是用從中國借來的漢字去對付，反正借一回是借，借兩回也是借，一客不煩二主，幹脆一借到底。

     具體說來，方式又有好幾種。

     最便當的方式當然是用現成的漢語詞彙來意譯，比如文化（culture）、文明（civilization）、革命（revolution）、經濟（economics）。

    這些詞，中國老早就有，但意思不同或不完全相同。

    比如文化的意思是文治教化。

    西漢劉向《說苑》的《指武》篇說：“聖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後武力。

    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

    ”那意思是說，咱們是“禮義之邦”，從來不興随便動武的。

    先用“文”（文明）去“化”（教化）你，要是“化”了幾回還是老樣子，不肯改過來，那就别怪我不客氣了。

    顯然，這裡說的“文化”，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