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平世仁德，亂世智謀

叙議至此，我想在此章就德與智，在下一章就王與霸的問題作一簡論，希望讀者能透過紛亂的曆史事件看到一些本質的東西。

     《呂氏春秋·義賞》講了一個德與智的故事：春秋時，晉文公将與楚人戰于城濮，文公因敵強我弱而問計于咎犯，咎犯曰打仗要懂詐術，詐之可矣。

    文公以此言告雍季，雍季曰詐僞之道，是竭澤而漁，隻能應急，非長久之術也。

    文公用咎犯言，敗楚人，而論功行賞，雍季在上。

    左右不解，紛紛谏問。

    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代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

    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代之利者乎？後孔子聞之曰，臨難用詐，足以卻敵；反而尊賢，足以報德。

     晉文公經咨詢和實踐，增識不小，他搞清楚了治與亂時的德與智的辯證關系。

    紛亂當中，為一時之務可以智謀；安頓下來，為百代之利必用仁德。

    劉表平荊州，即用的是咎犯的計策。

     春秋戰國，百家争鳴，儒、墨、道、法、縱橫家等最為有影響。

    《漢書·藝文志》曰：儒家者流，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

    遊文于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于道最為高。

    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嘩衆取寵。

    墨家者流，貴儉，兼愛，上賢，此其所長也。

    及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識别親疏。

    道家者流，曆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

    合于堯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

    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

    法家者流，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此其所長也。

    及刻者為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緻治，至于殘害至親，傷恩薄厚。

    縱橫家者流，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

    及邪人為之，則上詐谖而棄其信。

     一般将儒、墨歸為仁德，道、法、縱橫歸為智謀。

    仁德與智謀有高低上下之分，也就出現了統一和對立的辯證關系。

    上德鴻碩，因為在上而兼智，下德愚腐，因為在下而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