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芹集》序 黃 裳 / 作

笑話，不過卻正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換一種說法，目前的“紅學”大緻似乎可以分為兩大流派，一支是從文學評論的角度出發，一支是從曆史學的角度着眼。

    事實上情形也正是如此。

    照我的看法，這兩支研究大軍是應該齊頭并進的。

    而前者的工作應以後者的成果為基礎。

    倒不是說，要等徹底弄清了康乾之際政治、社會經濟的情況之後再來進行《紅樓夢》的藝術探索，這是不切實際的可笑的想法。

    但前一步工作作得愈深入、踏實，後面的工作才有可能得到更大的收獲。

    這一“存在第一”的真理，是已由過去的研究經驗充分證明了。

    想根除一切空論，舍此并無他法。

     我一直在想，有許多重要的古典名著，如李杜元白詩，如《東京夢華錄》、《夢溪筆談》、《辍耕錄》，是都應該進行全面的整理、箋注、研究的。

    這工作作得好，我們就往往有了一部具體的斷代的社會史、科技史、經濟史……有了一部《玉溪生年譜會箋》，即使非常不能令人滿意，不也使我們對唐代後期文武宣三朝的政治生活看到一點依稀的輪廓了麼？而在這一意義上，恐怕沒有另一部書能比得上《紅樓夢》，那簡直是無比的明清之際下迄康乾“盛世”的一部極豐富的社會史。

    值得寫出百來篇重要論文，在這基礎上從而寫出一部活生生的社會風俗史來。

    文學評論如能建築在這樣的基石上，可以斷言開出來的必非徒眩人目的“唐花”。

     《紅樓夢新證》所表現的這一特色，汝昌曾經堅持了幾十年，我覺得應該更自覺地堅持下去。

    這中間可能出現過偏離，出現過枝節性的迷惑，但隻要大的趨向不錯就用不着逡巡。

     傳記要圍繞着傳主來寫，人們是不會有異議的。

    《紅樓夢》研究圍繞着曹雪芹來做，也應該是題中應有之義。

    人們說“紅學”已經變成了“曹學”，這批評是尖銳的，但也隻有在研究已經對著作與作者本身毫無意義時才是如此。

    人們也曾對“曹雪芹卒年”這樣的讨論表示不耐。

    其實對這麼一位偉大的作者連生卒年都弄不清楚，也并非什麼光彩的事！不弄清雪芹的生卒年，又怎能确知他的生活時代，家族與社會政治生活的變化，又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