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易經》到《紅樓夢》

中華民族的文化思想中，包涵着一個“三才”思想觀念。

    它反映在《易·說卦二》，其文雲：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将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

    ……” 這就說明，中華先民的宇宙觀是“天地人合一”論，而三者皆以“才”為之标稱，是“才”之重要可知。

    換言之，天地人不曰“三道”而曰“三才”者，其義可思。

    蓋道者，就其質性含蘊而言，才者就其功能表現而言。

    中華漢字的“才”，本義是标示植物的萌生，無限的生命之力正在開始發展發揮。

     “三才”包括了宇宙萬物、人生社會的一切事物、活動、表現、成果。

    明人編纂的巨著《三才圖繪》，正是此義的一個具體理解與紀錄。

     中華先民認為，天有天之才，如風雲雨雪，寒暑推遷，皆是也。

    地有地之才，如山川動植，金銀玉石，皆是也。

    而人獨為萬物之靈，即天才地才所孕育之精華的最高表現是也。

     中華先民達到了這一認識，方能有《易經》這樣的著作産生。

     人的價值、使命、功能、抱負……，都由這兒開始，而且不斷發展對這種認識的深入思索、反複探求的智慧活動。

     是以，我曾将這種認識标題為“三才主義”(見《中國文化》第8期)。

     古人從“三才”的認識自然達到了下—步的緊跟着的認識，必須“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地盡其利”。

    必如此，方為能盡天之賦才。

    不然者，即非“順性命”，而成為“暴殄天物”，——天物包括人在内。

     從這兒，就發生了人才的遭際與命運的問題。

    這個問題也許就是人類文化所不斷努力探究的最大的一個根本問題。

     因此，中華的文、史、哲，也正是特别重視這一最大問題的學問。

     經、史、子、集，統統是人才的思維言行的結晶紀錄。

    虞書禹谟是如此，“太史公書”是如此，孔、孟、老、莊是如此，李、杜、歐、蘇也是如此。

    以上明了之後，方可歸題于小說這門學科。

    當然所謂小說，是指中華小說，特别是明清兩代的章回小說而言。

     文學基本常識，西方對小說的定義不同于我們的文化傳統觀念。

    在我們，小說是史之支流，所謂稗史、野史、外史、異史、外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