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水”近“紅”

官污吏或惡霸地痞手裡固然是慘事，但旅行投宿落在梁山好漢所開的店裡，豈不也萬分恐怖？《水浒傳》不反“當今皇帝”，這是無可辯駁的；但《水浒傳》中的好漢們征方臘，究竟有多大的“不對”？方臘究竟好在哪裡？其所作所為究竟給當地的黎民百姓帶來了多少好處？恐怕是一個可以讨論（而不是不容讨論）的學術問題。

    方臘取勝，不也就是一個“當今皇帝”？他若任命一個太尉，也一定要從一己的好惡出發，未必就比高俅輩強。

    宋江等征滅方臘，也無非是撲滅了一個潛在的新皇帝罷了。

     “紅學”前輩周汝昌先生有個觀點，認為曹雪芹在藝術構思上受了《水浒傳》很大的影響，《石頭記》（即《紅樓夢》）最後也是要為“脂粉英雄”立榜的，不過那是“情榜”，也是十二人一組，先三十六，再七十二，整個兒也是一百零八之數，隻可惜現在這部分草稿已然失傳。

    這有一定道理。

    雖然藝術上有這種承繼關系，思想内涵上，《紅樓夢》卻與《水浒傳》大相徑庭，《紅樓夢》不僅蔑視皇帝、痛诋“國賊祿蠹”，而且不以成敗，也不以出身地位的尊卑貴賤論英雄，在曹雪芹筆下，個體生命，尤其是女奴的個體生命，閃爍着生命的尊嚴，并且通過主人公賈寶玉之口，公開發出了“世法平等”的呼籲，讀來令人深思，使人振奮。

    當然，《水浒傳》比《紅樓夢》要早四百多年，時代不同，我們不好硬比，更不能苛求。

    《紅樓夢》之所以有“人本位”（個體生命本位）的思想萌芽，之所以連劉姥姥的外孫子闆兒，以及偶一閃現的農村紡線女“二丫頭”，筆下都充滿着呵護愛憐、尊重祝福之情，那是因為時代已經發展到了那一步，而作者曹雪芹又自覺地站到了時代思潮（或者說是潛思潮）的前列。

     我經常翻閱《紅樓夢》，一再反刍，好比是終身好友，與之親密無間，而對于《水浒傳》，我懂得那是一本必讀書，是一種不能不知曉的常識，好比是随時可去求教的嚴師，就我這個體生命而言，遠“水”近“紅”是一種性格的必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