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職

。

     他沒有表露出任何情緻。

     “我們來自愛爾蘭。

    ”我說，像是在提供一些信息作為回報。

     當他妻子為他盛上第三份濃湯的時候，他依然沉默無語。

     “你去過愛爾蘭嗎？”伯納黛特問道。

     又過了幾秒鐘。

    他咕哝着點了點頭。

    我和伯納黛特驚喜地互相對視了一下。

     “你是在那裡工作嗎？” “不是。

    ” “你在那裡待了多久？” “兩年。

    ” “那是什麼時候？”伯納黛特問道。

     “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一七年。

    ” “你在那裡幹什麼？”又過了一段時間。

     “當兵。

    ” 當然，我本該知道的，他不是一九一七年入伍的。

    他入伍的時間還要早一些，是一九一七年被派去佛蘭德地區的。

    此前，他在英國陸軍的愛爾蘭警備司令部。

     伯納黛特微微打了個寒戰。

    她來自一個狂熱的共和黨家庭。

    也許我本不該去理會，不該去進一步探究。

    但出于記者的本能，我繼續問了下去。

     “你們駐紮在哪裡？” “都柏林。

    ” “啊，我們就是都柏林人。

    你喜歡都柏林嗎？” “不喜歡。

    ” “噢，聽你這麼說，我感到很遺憾。

    ” 我們都柏林人對這個地方是很自豪的。

    我們喜歡外國人——哪怕是駐軍——來欣賞我們這座城市的品質。

     有關這位前二等兵的早期生涯，正如他後期部分的經曆一樣，展現得十分緩慢。

    他一八九七年出生在威爾士朗達地區一個非常貧困的家庭，生活艱難而凄涼。

    一九一四年，他十七歲就當兵入伍，其動機與其說是出于愛國熱情，還不如說是為了吃飽穿暖和有營房住。

    他一直是一名二等兵，從來沒有得到過晉升。

     當其他人奔赴佛蘭德地區的前線時，他在訓練營和威爾士的一個軍需倉庫裡度過了十二個月。

    一九一五年下半年，他被派往愛爾蘭警備司令部，他的部隊駐紮在都柏林利菲河南岸愛蘭布裡奇寒冷的兵營裡。

     我猜想，生活對他來說肯定是單調乏味的，所以他才會說他不喜歡都柏林。

    簡陋的兵營宿舍，即使在那個時期也隻有微薄的津貼，愚蠢地沒完沒了地打掃衛生和整頓軍紀軍容，在寒風刺骨的夜晚站崗，在瓢潑大雨中放哨。

    至于消遣……肯定很有限，當兵的那點津貼是消費不起的，隻能在食堂裡喝點啤酒，極少或從不與當地天主教居民往來。

    兩年後，他被派往别處，他很可能為此而感到高興。

    或者這位動作笨拙、反應遲緩的男人，也曾為什麼事情高興或悲傷過？ “沒發生過有趣的事情嗎？”我最後問道，有些絕望了。

     “隻有一次。

    ”他終于回答說。

     “是什麼事情？” “是一次處決。

    ”他說，然後又專注地喝起湯。

     伯納黛特放下勺子，坐在那裡僵住了。

    房間裡的氛圍有點寒氣逼人。

    隻有那位夫人，她一個詞也沒聽懂，而她丈夫則過于遲鈍，因此，他們二人根本沒有在意。

    我本不該再繼續問下去的。

     畢竟在那個年代，很多人被處決了。

    普通的殺人犯在蒙特喬伊監獄被絞死，不過他們是被獄警絞死的。

    難道他們還需要部隊來幹這活嗎？而且根據軍規，英國軍人中的殺人犯和強奸犯，經過軍事法庭的審判，也是要被處決的。

    但犯人是被絞死的還是被槍決的？這個我并不清楚。

     “你還記得是什麼時候嗎，那次處決？”我問道。

     伯納黛特一動不動地坐着。

     普賴斯先生擡起他那雙清澈的藍眼睛盯住我，然後搖了搖頭：“很久以前。

    ”我想他也許在說謊，但他沒有，他隻是記不清楚了。

     “當時你是在行刑隊嗎？”我問。

     他像通常那樣想了一會兒，然後點點頭。

     我不知道一名行刑隊隊員會是什麼樣子。

    眯起一隻眼睛，通過步槍準星去看六十英尺外被綁在一根木樁上的另一個人，辨認出心髒部位的那塊白色标記，把準星瞄在那個活人身上，聽到射擊的命令後，扣動扳機，聽到槍聲震響，感受到槍械的後坐力，看到那個被繩子捆住的人臉色慘白砰然倒下，然後返回兵營，擦拭完步槍，去吃早飯。

    謝天謝地，我從來不曾知道，也不想知道那樣的場面。

     “努力想想那是什麼時候？”我催促道。

     他确實努力了，真的很努力，你幾乎能夠感覺到那種努力。

    最後他開口說話：“一九一六年，我認為是在夏天。

    ” 我俯身向前，碰了碰他的手臂。

    他擡起眼睛看着我，目光沒有躲躲閃閃，隻是耐心地探詢。

     “你回想一下……努力回想……你處決的那個人是誰？” 但這對他來說難度太大了。

    無論他如何努力，還是沒能想起來。

    最後他搖了搖頭。

     “很久以前。

    ”他說。

     伯納黛特突然站起身來。

    她對普賴斯夫人緊張而又不失禮貌地笑了笑。

     “我要去睡覺了，”她告訴我，“不要待得太久。

    ” 二十分鐘後，我上了樓。

    普賴斯先生此時坐在火爐旁邊的沙發上，沒在抽煙，也沒在看書，他凝視着火焰，一副怡然自得的樣子。

     房間裡黑乎乎的，我不想去摸索煤油燈。

    借着從窗戶照進來的月光，我脫下衣服，躺到床上。

     伯納黛特靜靜地躺在旁邊，但我知道她并沒有睡着。

    我知道她在想什麼，我也在想同一件事。

    我們回憶起了一九一六年那個陽光明媚的春天，那是複活節的星期天，有一群人策劃了一場在當時不得人心的運動——把愛爾蘭從英國獨立出來，他們沖進了郵政局和其他幾座大樓。

     我們想起了成百上千的士兵被派過去，要用槍炮把他們驅趕出來。

    但其中沒有駐紮在愛蘭布裡奇兵營裡無所事事的二等兵普賴斯，不然的話，他會提及這個事件的；我們想起了在硝煙和呐喊聲中，街上到處都是瓦礫、屍體和傷員，有愛爾蘭人和英國人；我們還想起了郵政大樓内最終被打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