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權

況下，一個人的感知是明白的還是無知的，你懂我的意思嗎？” “是的，我想會是這樣，”查德威克說，“但當然，我用不着去證明自己是清白的吧？” “實際上，你要這麼做。

    ”律師說，“嗯，你是原告，報社、編輯和蓋洛德·布倫特先生是被告。

    你必須證明，在你與最近被清算的那家公司往來的時候，你不知道它不可靠。

    隻有這樣，才能表明你是被人含沙射影，受到了诽謗。

    ” “你是不是建議我不要起訴？”查德威克問道，“你真的要我接受那家夥未經核實就發表的謊言嗎？你真的要我不管自己生意的死活也不去投訴？” “查德威克先生，讓我坦率告訴你。

    有時候，人們勸我們這些律師去鼓動我們的當事人告這個告那個，因為這麼做我們就能掙到大筆律師費。

    實際上往往恰恰相反，通常是訴訟當事人的朋友、妻子、同事等慫恿他去起訴。

    他們當然不用承擔訴訟費，對于外行人來說，一場好官司就像吃面包看馬戲那麼有趣。

    我們搞法律的，對于訴訟的費用，那是再清楚不過了。

    ” 查德威克仔細考慮了一下訴訟費的問題，這事情他以前倒是很少考慮。

     “費用會有多高？”查德威克平靜地問道。

     “會毀掉你。

    ”律師說。

     “我本以為在這個國家，法律面前是人人平等的。

    ”查德威克說。

     “理論上是的。

    現實中，常常很不相同。

    ”律師說，“你是富豪嗎，查德威克先生？” “不是。

    我隻做一點小生意，這年頭做生意如同走鋼絲，随時可能破産。

    我一輩子辛辛苦苦，也隻能勉強混口飯吃。

    我有自己的房子、汽車、衣服、一份個體戶的養老金，一份人壽保險和幾千英鎊存款。

    我隻是一個不起眼的普通人。

    ” “我就是這個意思。

    ”律師說，“當今社會，隻有富人才能起訴富人，在诽謗案件中更是如此。

    一個人也許能打赢官司，但他必須支付自己的訴訟費。

    單是一場漫長的官司，還不包括上訴，其費用可能已是獲賠金額的十倍。

    ” “大報紙、大出版社都投了很大的保險，以此來應付因诽謗而造成的賠償。

    他們聘得起倫敦西區的精英律師，甚至是最昂貴的王室法律顧問。

    當他們面對一個——恕我直言——小人物時，他們會把他搞垮。

    稍微耍耍手腕，一樁案子就會拖上五年才開庭。

    在這期間，雙方的法律費用會一再增加，光是案情準備就得花上成千上萬英鎊。

    到以後，律師的費用會直線上升，更别提律師還帶着年輕的助手，那還得加錢。

    ” “費用會達到多少？”查德威克問道。

     “如果是一樁冗長的官司，經過幾年時間的準備，還不算可能發生的上訴，至少要幾萬英鎊，”律師說，“這還不算完。

    ” “還有什麼？”查德威克問道。

     “如果你赢了官司，得到了賠償費和判決由被告——也就是報社，支付的訴訟費，那麼你的損失就得到了補償。

    但是，如果法官沒有對訴訟費作出判決——當然，他們隻有在那些最惡劣的案件中才這麼做——你還得承擔自己的訴訟費。

    如果你輸了，法官甚至可以判決，你不但要承擔自己的訴訟費，還要支付被告的訴訟費。

    即使你赢了，報社還可以把案子上訴。

    為此你可能要花費雙倍的費用。

    即使你赢了上訴，如果不對訴訟費作出判決，你也會破産。

    ” “而且，還會背上黑鍋。

    兩年之後，人們早已忘記原先報紙上的那篇文章，而這事在法庭上會被反複提及，還有大量的增補材料和申辯。

    雖然是你在起訴，但報社的法律顧問卻會為了其當事人的利益，不斷诋毀你這位誠實商人的名譽，朝你潑大量髒水，有些還洗不掉。

    吃這種虧的人，可以說不勝枚舉，雖然赢了官司，卻名譽掃地。

    法庭上的所有申辯不必經過證實，都可以印刷出來公布于衆。

    ” “那麼法律援助呢？”查德威克問道。

    與大多數人一樣，他隻是聽說過，從來沒調查過。

     “很可能不是你所想象的那樣，”律師說，“要得到法律援助，你得表明你沒有财産。

    這不适用于你。

    在任何情況下，诽謗案都不會得到法律援助。

    ” “這麼說來，不管怎麼樣都是我死。

    ”查德威克說。

     “我很抱歉，非常抱歉。

    我本可以鼓勵你去打一場曠日持久、費用高昂的官司，但我真心感覺到，我對你最好的幫助，就是指出這種事情真是既危險又坑人。

    有許多人頭腦一熱就打起官司，最後落得終身後悔。

    其中一些人，一直沒能從多年訴訟導緻的精神壓抑和經濟負擔中恢複過來。

    ” 查德威克站了起來。

    “你很真誠，我向你表示感謝。

    ”他對律師說。

     那天的晚些時候，他從自己辦公室給《星期日信使報》打電話，要求與編輯通話。

    一個女秘書接了電話，詢問他的名字。

    他報出自己的名字。

     “你找巴克斯頓先生有什麼事？”她問道。

     “我想與他約個時間，見見他本人。

    ”查德威克說。

     線路上一陣停頓，他聽到打内線電話的聲音。

    然後女秘書回話了。

     “你有什麼事情要面見巴克斯頓先生呢？”她問道。

     查德威克簡單解釋說，他想見編輯，就兩周前蓋洛德·布倫特的文章中提到的關于他的事情，談談自己的看法。

     “恐怕巴克斯頓先生不能在辦公室會客，”秘書說，“或許，你可以寫封信，他也許會考慮讀一讀。

    ” 她擱下電話。

    第二天上午，查德威克乘地鐵來到倫敦市中心，出現在信使報社大樓的前台。

     他在一位身材高大、身穿制服的門衛的眼皮底下，填寫了一張會客單，寫上姓名、地址、要會見的人以及事由。

    會客單拿走後，他坐下開始等待。

     半個小時後，電梯門開了，一位優雅、苗條的年輕人走了出來，身上散發着須後水的香味。

    他朝門衛揚起眉毛，門衛則朝比爾·查德威克這邊點了點頭。

    年輕人走過來，查德威克站了起來。

     “我是阿德裡安·聖克萊爾，”年輕人說道，他把自己的姓發音成了“辛克萊爾”，“巴克斯頓先生的私人助理。

    你有什麼事？” 查德威克解釋了署名為蓋洛德·布倫特的那篇文章，說想向巴克斯頓先生親自解釋一下，說文章中對他的報道不但不真實，而且對他産生威脅，可能毀掉他的生意。

    聖克萊爾表示遺憾，但不為所動。

     “哦，是啊，可以看出你為此在擔憂，查德威克先生，但你恐怕不能與巴克斯頓先生會面。

    他是一個大忙人，你明白嗎？我……呃……知道一位律師已經代表你跟編輯交換過意見了。

    ” “寫了一封信，”查德威克說，“回信是一位秘書寫的。

    信中說，或許可以考慮在讀者來信欄目裡刊登一封信。

    現在，我要求他至少先聽聽我這邊的意見。

    ” 聖克萊爾淡淡一笑。

    “我已經解釋了，這是不可能的。

    ”他說，“目前我們所能做的，最多也就是代表編輯本人寫封信。

    ” “那麼，我能見見蓋洛德·布倫特先生本人嗎？”查德威克問道。

     “我認為那沒用。

    ”聖克萊爾說，“當然，如果你或你的律師還想寫一封信的話，我敢肯定，我們的法律部會按常規給予考慮的。

    否則的話，我就愛莫能助了。

    ” 門衛把查德威克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