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陷害市長

劉琳南下考察回濱海的當天下午就去了絲織廠。

     這十多天，由市紀委、監察局、公安、檢察、工業局、審計局、審計律師事務所組成的聯合工作組，對絲織廠進行了全面的審計。

    劉琳看了審計報告和專題調查報告後，差點兒把美尼爾綜合症給氣犯了。

    從長達二十頁的審計報告上看，劉琳留一下的絲織廠家産是三千萬的固定資産，一千萬流動資金，銀行沒有一分貸款。

    1993年開始敗落，客觀因素也存在，一是全國紡織行業全面滑坡，特别是絲綢制品在國際市場滞銷，出口配額限制，國内市場又疲軟，造成企業“無米下鍋”沒活幹；二是國家宏觀調控，銀根緊縮，銀行壓貸，資金回籠又困難，三角債增多，使絲織廠出現市場和資金兩難，形成惡性循環，迫使企業處在停産半停産狀态；三是絲織廠五六十年代的設備陳舊不堪，産品檔次又低，花色品種少，又沒有叫得響品牌，生産成本高于同行，産品市場競争力脆弱；四是企業負擔偏重，全廠共三千多職工，在職職工不到二千人，離退休幹部職工接近一千人，他們工資和醫藥費總額占全廠50％，等于一個人幹活掙的錢要養兩個人。

    所以“幹不如不幹，不幹不如搗蛋”，職工沒有積極性；五是改革力度沒有到位。

    絲織廠改革先是實行股份制，動員全廠幹部職11參股。

    由于職工太窮，拿不出股本，股份制便黃了。

    接下把農村聯産承包責任制模式搬進廠内，分車間搞承包。

    但企業又有一個通病即包盈不包虧，賺了是承包人的，買别墅買轎車包二奶，虧了是國家的。

    要錢沒有，要命有一條，廟窮和尚富，甚至把國有企業變成比私營還要私營，國有資産大量流失。

    企業哪經得起拆騰。

    但從主觀上看，絲織廠班子的腐敗和無能到了觸目驚心的地步，甚至走上犯罪道路。

    審計報告上說，1993年銀行貸款一千三百萬，當年虧損四百萬；1994年銀行貸款一千萬，市财政為了扶持絲織廠也拿出無息貸款三百萬，結果當年虧損七百萬；1995年絲織廠臨近倒閉，市裡花錢買穩定，協調各家銀行再貸給八百萬，結果當年再虧八百萬；1996年，絲織廠停産，職工每月發180元生活費，離退休幹部職工工資每月按半個月标準發放。

    考慮絲織廠是個無底洞，銀行停止貸款。

    下半年開始，廠裡凡是能賣的設備包括廢銅爛鐵都掘地三尺拿去賣了發生活費。

    欠了電費被供電公司停了電，欠了水費被水廠停了水，欠環保站垃圾處置費，垃圾成堆，臭氣熏天，無人過問。

    夜裡一片漆黑，車間裡長滿荒草，哪像個工廠。

    1996年底，市外貿公司為絲織廠攬到了一筆加工十萬條被面的業務，為了支持絲織廠作最後一次掙紮。

    市财政拿出三百萬無息貸款，全廠幹部職工集資一百萬作流動資金幫助絲織廠恢複生産。

    機器僅轉三個月就停了，其結果是應收款增加了三百萬，市政府等于把錢扔進了别人的腰包。

    1997年春節臨近的時候，為了過一個安穩年，市裡又從吃飯财政中摳出一百萬發給停産企業職工，并上門慰問了上百戶特困職工。

    黨政機關幹部不發一分獎金，其中給了絲織廠三十萬元。

    目前，市絲織廠廠房、土地及無形資産評估二千七百萬元，債權九百萬元，欠銀行貸款三千萬元，欠市财政無息貸款六百萬元，債務六百萬元，尚欠職工生活費三個月計一百二十七萬元。

    帳面虧空不計利息七百二十七萬元，實際潛虧已愈千萬元，是嚴重的資不抵債企業。

    1993—1997年五年間等于敗了五千萬元，每年虧損一千萬元。

    即使對于一家大型國有企業來說，也已是天文數字了。

    劉琳怎麼也不相信這些阿拉伯數字是真的，但它們一行行排列有序，讓她看去像天方夜譚一樣荒誕。

     然而更讓劉琳震驚的事還在後面。

    審計報告上說，1994年，廠裡借口為穩定中層幹部和技術骨幹，養住企業人才，瞞着職工向市裡提出了廠内辦廠的要求。

    得到工業局同意後，在深圳成立了絲織品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