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始終未變。

    再說兩個單身女子出門，也總得有一個男性作伴呀，她們選中了陳一弘。

     在首都的十多天時間裡，他們三人住在西城區的一個接待站裡，早出晚歸，形影不離。

    他們可幹和能幹的事屈指可數：一是到北大、清華等幾個權威大學看大字報、抄大字報，二是到天安門廣場抄各派動向和中央文革首長們的最新指示。

    白天抄回來，晚上則由二位女将整理裝訂成冊。

     為什麼要抄還加裝訂，他們自己也不清楚，算是一種下意識的行動吧。

    吃了糧借了錢總是要付出一定勞動的，不如此于心不安。

    抄了，整理成冊了，吃起每天三頓皇糧，花起借來的人民币，像職工每月領工資一樣，心安理得了。

     本來他們也可以學習各省來京串聯的紅衛兵，将每天的所見所聞所抄及時寄回自己的什麼司令部、指揮部去，一來是交了差沒有白來首都，二來是為自己的組織提供信息，增強其戰鬥力。

    然而，他們三人無法照搬，他們在自己的那個省城裡和學校裡無所歸屬是光杆司令。

     除了每天的看和抄，他們也進了故宮，登了長城，遊了頤和園。

    在這些場合，他們沒有以紅衛兵的身份做什麼造反動作，而純粹以參觀旅遊者的身份出現，觀賞所能觀賞到的文物古迹，體察一下我們這個古老國家豐富的文化遺産。

    那時這些公園裡一切說明、介紹等文字材料都已作為四舊掃除了。

    幸好陳一弘是他們三人之中博學多才的一個，他根據自己所積累的知識盡情地向兩位女伴作了解釋，使她們得到了在課堂裡得不到的知識和享受。

     可以說在那段難忘的時間裡，他們三人在過着兩重性的生活。

    一方面是紅衛兵、造反者、天兵天将；另一方面則是普通意識上的人，普普通通的青年人，具有七情六欲的青年人。

    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裡他們之間結下了深厚的情誼，或者用當時紅衛兵的流行語來說便是“親密的戰友情誼”。

    直到回校“複課鬧革命”之後，他們依然來往不斷。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在那難忘的一個多月旅程中，二位女性對她們的精神領袖由好感、崇敬進而産生了特殊的感情。

    互相都看出來了卻又都深藏不露，若有若無。

    “三角”戀愛嗎？從來沒有世俗的那種争風吃醋的表現。

    作為矛盾一方的陳一弘更難看出其傾向，似乎對兩位女友都保持着“等距離”的外交。

     其實等距離是表象隻體現在行為上。

    内心呢？他的感情天平明顯地偏向沈琳一邊的。

    這種偏向隻有他自己心裡明白，其實也是很自然的事。

    兩個女性中馮菲潑辣、坦率，處事麻利、果斷。

    無論對事業型或政治型的男人來說，都會成為理想的好内助；沈琳則相反，女性十足，内向溫存，一個男人在挑選女伴時，一般的取向大概無視對他的事業是否有助；而是要選擇一個真正的“女人”。

    陳一弘自然也不例外。

     這樣的局面沒有維持多久，陳一弘本來就比兩位女生高兩個年級，“複課鬧革命”後緊接着又是工人階級進駐。

    鬧騰了将近一年，他便終于分配了。

     層層往下分配的結果，他最後來到了他的家鄉三江市所屬的尚文縣田壩區當了區委的宣傳幹事。

    他心甘情願，過起了與大城市隔絕的半隐居生活。

    他是個孤兒，無親無威，但和馮菲、沈琳依然時有書信往來。

    卻都是一般性的聯系，他從筆迹上可以識别，有時是馮菲撰文，沈琳簽名；有時又反過來成了沈琳執筆馮菲簽名。

    他自己則依舊執行“等距離外交”，一信兩名按年齡大小排名，馮菲在先沈琳在後。

     如此這般地又過了兩年，輪到馮菲和沈琳分配了。

    兩人都來了三江市，沈琳被分到市立二中教書。

    奇特的是馮菲，好像是“月下老人”在暗中安排，她竟然從三江市被分配到了尚文縣，縣裡又将她分到陳一弘所在的田壩區，她是财經系的，便分配到中國人民銀行尚文縣田壩區營業所。

     世上竟有如此巧合的事，陳一弘完全沒有料到，至于馮菲是否也如此，那就不得而知了。

    後來有一種傳聞，說如此巧妙的分配是馮菲自己要求的結果，但誰也沒有去核實過。

     馮菲來到田壩區時，陳一弘已經當上了區委副書記、區革委主任。

    在區級幹部中他是惟一的本科大學生。

     馮菲的突然來到田壩區，真乃是應了那句“天作之合”的俗語，外加馮菲充分發揮了她那主動、潑辣的性格優勢。

    不到半年的時間他們便水到渠成，登記結婚。

     他們的婚禮是異常簡單的，陳一弘是孤兒無親可請；馮菲雖是三江市的人，但父母都是在外專區工作的小職員。

    母親坐着公共汽車颠颠簸簸地拎起一床湘繡面的新棉被，趕來參加了女兒的婚禮。

    她還有一個哥哥在三江市所屬的沿山縣工作也趕來了。

     同學老友他們隻通知了沈琳一個人，他們并不是沒有朋友，而是覺得身處遙遠的山區；交通又如此閉塞，通知到别人也來不了，還不如事後寫一封信實在。

     沈琳接到通知時的心情如何，陳一弘和馮菲不得而知，以後沈琳和他成了夫妻，也沒有談起過這件事。

    但當時沈琳卻是高高興興地來了，而且是提前一天趕來的，目的是幫助兩個老朋友張羅并招待客人。

    其實除了田壩區的幹部，外來的客人隻有馮菲的母親、哥哥和她沈琳三人，倒也簡樸、輕松。

    沈琳在田壩鎮上住了兩天便回市裡去了。

    陳一弘夫婦送她到公共汽車站，等車的時候馮菲關心地問她的老朋友考慮了個人問題沒有？沈琳搖搖頭不說話，似有難言之隐，馮菲也不便多問。

    隻有陳一弘下意識地感到沈琳那難言之“隐”在何處，不免引來了情感上的陣陣微波。

     過了不到三個月陳一弘和馮菲忽然接到了沈琳的結婚請柬，還打來了電話，新郎是供銷合作社的幹部，名叫韓剛，她們學校一位女教員介紹的。

    事情很不湊巧，當時區裡已經通知了召開區委擴大會，陳一弘無法抽身，也正好本能地為他不願參加沈琳的婚禮找到了正當的理由，便隻好派馮菲全權代表了。

    馮菲去了三天回來，向陳一弘說了自己的觀察：沈琳的婚姻似乎有些勉強，看得出來她自己并不那麼高興。

    陳一弘聽了馮菲的叙述，沉默了許久。

     日子就這樣一天天過去，陳一弘夫婦處于順境之中，像是在大平原上乘車，一切都穩穩當當。

    那幾年的日子他至今想起來反而沒有什麼可回憶的。

    似乎就是整天忙忙碌碌，夜半三更方才回家接受妻子的溫存。

     到了八十年代初期，對幹部開始講“政績”，講“四化”。

    作為一個在基層工作了好幾年的本科大學生，陳一弘可以說要政績有政績，要“四化”有四化，順理成章地便一下子乘上了特快列車。

    短短的幾年中，他由區長而副縣長、縣委書記，又一下子成了三江市的副市長。

    或者可以說這就叫作機遇吧，在這一“快速進步”的過程中，他是“跳了級”的。

    由一個副縣長一躍而為縣委書記，是很少有的事。

    有人專門研究過各類領導幹部的晉升過程，發現年輕而至高位者十之八九要“跳級”，很少有按部就班一步步上台階的。

    這自然會帶來各種議論，但在這紛紛議論聲中，隻要本人過硬，一個優秀幹部的形象也就慢慢地樹立起來了。

     在這幾年中，陳一弘覺得一切都處于順順當當的境遇中，當然有甘有苦，但像學生解答一個難題，答案終于得出來了苦也就變成了甘。

    他隻是覺得日子過得太快，一年似乎也不再是三百六十五天而隻有幾個星期了。

    在這些迅速流逝的日子中，留下了許多難以忘懷的事情，許多難以消失的腳印。

    但也有不少渾渾糊糊的日子，就是那些無休無止的會議。

    一年開了多少會，他說不清楚更記不清楚。

     因為太忙，陳一弘很少過問家事，也難享受一次天倫之樂。

    馮菲随同他調來市裡對口在銀行工作，一切家務事都落到了她的頭上，而巨總是安排得很好，不讓陳一弘操一點心。

    一個成功的男人背後一定有一位賢良的妻子這句話，在陳一弘、馮菲身上又一次得到了印證。

     他們有了一個兒子，取名星星。

    作爸爸的陳一弘似乎并沒盡到應盡的義務，連尿片也沒動手洗一次，星星卻已經上了托兒所，接着又上了小學一年級。

    依然是一天來回六趟全由馮菲接送。

    在那條從市委宿舍至第一完小的路上，人們每天都能見到大塊頭的馮菲抱着星星騎着一輛破單車急馳而行。

    一天六次毫無例外，隻有四季服裝的變化。

     不幸的事發生了，馮菲因開會下班晚了一些，在騎着那輛破單車趕往學校接星星的途中，因車行太快迎面碰上了一輛急馳而來的卡車。

    卡車停住了，等到人們從四面八方圍了上來時，人們發現躺在血泊中的女人已無須送醫院而是送殡儀館了。

     這件事對陳一弘無疑是晴天霹靂，他簡直記不清楚在那段可怕的日子裡他是怎麼度過的。

    幾年的時間又過去了，他至今躺在床上回憶往事時，依然不敢去回憶那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