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 第十八天，星期五

部骨頭青腫。

    我猜你見到他舉起了右手，很可能是為了擋開他認為是朝着他來的一次襲擊。

    那是不是你所看到的？” “是的，我想那有可能。

    ” “但如果你會犯下這種差錯，難道你不會也犯了在三十碼距離處看不準人臉的差錯嗎？” 伯恩斯用雙手抱住自己的頭。

    不管是誰對這位吓壞了的小店老闆吩咐了什麼，都做得相當成功。

    帕特爾并沒有從警方撤回所有合作，不然他将被當作一個敵對證人。

    他隻是把“絕對”改為“可能”，把“确切”改成“也許”。

    “也許”是不夠的；陪審團不能靠“也許”去認定有罪。

     當可憐的帕特爾先生離開證人席後，森德蘭小姐對斯坦法官說：“這是檢察院起訴的案件，先生。

    我們将按謀殺指控向刑事法院申請囚禁。

    ” 地方法官朝詹姆斯·範西塔特揚起了眉毛。

    這兩個人都知道下一步是什麼。

    法庭内靜得連一枚針掉落也能聽見。

     “地方法官先生，我們都知道法律實踐的意義和重要性。

    你必須具有足夠的證據，據此，如果沒有自相矛盾的話……”範西塔特拖長最後一個單詞的語調，為的是強調這是極不可能的，“……一個公道的陪審團，在正确的引導之下，才能公正地定罪。

    ” “而這裡并非如此，先生。

    控方曾有三件真正的證據。

    帕特爾先生、受傷的鼻子和錢包。

    帕特爾先生顯然是一位完全誠實的人，他得出的結論是，他把兩個僅僅是長相相似的人，認作是他那天下午見到的人了。

    ” “那就剩下普賴斯先生的破鼻子，以及科尼什先生留在一隻被扔掉的空錢包上的指紋了。

    先生，雖然今天在這裡的你并不會特别介意在另一個日子另一個法庭裡會如何判定，或者确實不會介意辯方在本案中的明顯的觀點，但根據你的經驗，肯定相當清楚，關于鼻子和錢包的指控将會遭到廣泛且強烈的駁斥。

    ” “對于受傷的鼻子和錢包有完全符合邏輯的解釋。

    我認為我們兩人都知道，陪審團不能萬無一失地作出判定。

    我必須請求撤銷起訴。

    ” 是的，喬納森·斯坦想，而且陪審團會看到你的當事人打扮得潇灑整潔、西裝革履；陪審團永遠看不到這兩個殺人犯的記錄。

    你們将會被宣判無罪，并浪費大量的公衆時間和金錢。

     “雖然無奈，但我隻能同意範西塔特先生。

    本案撤銷。

    釋放被告。

    ”他說。

    由于對自己剛才不得不說的話感到十分厭惡，他随即離席而去。

     “全體起立。

    ”書記員喊道，但有點晚了，大多數人已經沖向大門。

    普賴斯和科尼什已被卸去手铐，他們試圖從被告席與範西塔特握手，但他昂首闊步從他們身邊經過，走向廊道。

     從三樓到一樓要花些時間：幾部電梯通常都很忙碌。

    傑克·伯恩斯剛好随着第一批人群走了出來，他陰郁而憤怒地瞪着雙眼。

     普賴斯和科尼什已獲得自由，他們昂首闊步從一部電梯裡出來，嘴裡罵罵咧咧、狂呼亂叫，一起走向大門。

    伯恩斯轉過身來。

    他們在相隔二十英尺距離時面對面。

     兩個歹徒不約而同地舉起僵硬的中指，挑釁地朝這位刑警上下亂比劃。

     “你完蛋了，臭狗屎。

    ”普賴斯尖叫。

    他們趾高氣揚地結伴走出大門踏上海伯利路，朝着他們占據的屋子走去。

     “不愉快吧。

    ”他身邊一個靜靜的聲音說道。

    伯恩斯見到了那頭柔順的金發、那雙慵懶的藍眼睛和那種優雅而自信的舉止，心頭湧起了對範西塔特及其一舉一動的厭惡。

     “我希望你感到自豪，範西塔特先生。

    他們殺害了那個善良的老人，就和我們現在站在這裡一樣，都是千真萬确的事實。

    托你的福，他們現在逍遙法外了。

    直到下一次再行兇。

    ”他現在已是怒火中燒，甚至顧不得禮節了，“上帝呀，難道你為倫敦的闊佬們赢的官司還不夠多嗎？為什麼你還要為蠅頭小利來這裡提供法律援助，讓那兩個十惡不赦的歹徒逃脫法律的制裁呢？” 範西塔特那雙藍色的眼睛裡沒有譏諷的神色，更像是同情。

    然後他做出了奇怪的舉動。

    他俯身在伯恩斯的耳邊輕聲說話。

    刑警聞到了一股高貴而稀有的香水味。

     “這也許會使你驚訝，伯恩斯先生，”那聲音耳語着，“但這與正義的勝利有關。

    ” 然後他就離開了，通過旋轉門走了出去。

    恰好在這個時候，一輛賓利轎車駛了過來。

    範西塔特把公文包扔進轎車後座，随後鑽了進去。

    賓利汽車起動加速，從視線裡消失了。

     “呸，勝利個屁。

    ”伯恩斯怒吼道。

     正是午飯時間。

    他決定步行兩英裡回警署去。

    走到半路時，他的傳呼機響了起來，是警署在呼他。

    他用手機回電。

    前台值班的一位同事接聽了。

     “有位老家夥在這裡等着見你。

    他說他認識死者。

    ” 那人原來是一位年老的退休人員，而且是個土生土長的倫敦人。

    伯恩斯在一間接待室找到了他：在一塊“禁止吸煙”的警告牌下正安靜地抽着香煙。

    他們立即交談起來。

    他的名字是阿爾伯特·克拉克，“但大家都叫我諾比。

    ” 伯恩斯和諾比·克拉克面對面地坐在桌前。

    這位偵緝督察翻開筆記本。

     “為作記錄，請告訴我你的全名和地址。

    ” 在記載諾比居住的城鎮時，他停下了。

     “威爾斯登？那有幾十英裡遠呢。

    ” “我知道它在哪裡，”那位退休人員說，“我就住在那裡嘛。

    ” “死者呢？” “當然也在那兒。

    那就是我們相遇的地方，不是嗎？” 他是那種喜歡在陳述句後面加上一個不必要的疑問詞，把句子變成疑問句的倫敦人。

     “你遠道而來為的是告訴我關于他的事？” “似乎這樣才對，他已經死了。

    ”諾比說，“你們應該去抓住打死他的那些歹徒。

    把他們關起來。

    ” “我抓住他們了，”伯恩斯說，“法庭剛剛把他們放走了。

    ” 諾比·克拉克大吃一驚。

    伯恩斯從抽屜裡找出一隻煙灰缸，老頭子把香煙掐滅了。

     “真是無法無天。

    我不知道我們這個國家将來怎麼辦。

    ” “不止你一個人這麼覺得。

    好吧，談談那個死者。

    他叫什麼名字？” “彼得。

    ” 伯恩斯記了下來。

     “姓什麼？” “不知道。

    我從來沒問過他。

    ” 伯恩斯默默地等了一會兒。

     “我們認為，那個星期二他大老遠來倫敦東部，為的是把一些花放到本地公墓的一座墳上。

    那是他母親的嗎？” “不，他沒有雙親。

    自幼就沒了雙親，是個孤兒。

    在巴納多孤兒院裡長大。

    你說的肯定是他的梅姨了。

    她是他的監護人。

    ” 伯恩斯的腦海裡出現了一個孤苦伶仃的小男孩，以及一位和善的婦女努力使他重新建立對未來生活的希望。

    在她去世二十年後，他依然在她生日時把鮮花放到她的墳前。

    十八天前的這次獻花，要了他的命。

     “那麼你是在哪裡遇見這位彼得的？” “俱樂部。

    ” “哪個俱樂部？” “社會服務管理局。

    我們坐在一起，每星期都那樣。

    他們給我們椅子。

    我有關節炎，他有條瘸腿。

    ” 伯恩斯能想象出他們坐在社會服務管理局裡，等待其他領取的人群漸漸退去。

     “那麼在你們坐着等待的時候，你們聊天嗎？” “是的，聊了些。

    ” “可你從來沒問過他姓什麼？” “沒有，他也從來沒問過我，不是嗎？” “你去那裡是領取養老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