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職

的起義者被押解出來，想起他們挂在樓頂上的那面奇怪的綠橙白三色旗被輕蔑地扯了下來，并再次被英國的米字旗取代。

     現在學校當然不教這些了，因為它在曆史的長河中微不足道，但它畢竟是事實：當起義者戴着鐐铐被押送到都柏林碼頭，要經由水路去利物浦監獄時，都柏林人——其中大多數是窮苦的天主教徒——詛咒謾罵他們給都柏林帶來了那麼多的災難。

     事情本來到這裡就可以結束了，但英國當局作出了一個愚蠢而瘋狂的決定：五月三日到十二日間，在基爾曼漢姆監獄處決十六名起義的帶頭人。

    不到一年，民衆情緒發生了變化：在一九一八年的大選中，獨立黨橫掃全國。

    經過兩年的遊擊戰，愛爾蘭的獨立終于獲得了認可。

     伯納黛特在我身邊輾轉難眠，沉浸在對往事的回想之中。

    我知道她在想些什麼。

    她想起了當年五月份那幾個凄涼的早晨，馬路上響起行刑隊士兵們帶鐵掌靴子的踩踏聲，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他們從兵營向監獄進發。

    她想起了士兵們在監獄的大院子裡耐心地等待，一直等到犯人被押解到遠處牆壁的一根木樁旁邊。

     她想起了她的伯父。

    在這個溫暖的夜晚，她肯定會想起他。

    伯父是她所崇敬的人，但在她出生之前就已經死了。

    在監獄裡，他拒絕與獄警用英語對話，在軍事法庭，他也隻用愛爾蘭語講話。

    在刑場上，當太陽剛剛從地平線上升起的時候，他面對一排黑洞洞的槍口，昂首挺胸，視死如歸。

    她還想起了其他人……奧康納、克拉克、麥克多諾、帕特裡克·皮爾斯——當然，肯定有皮爾斯。

     我為自己的愚蠢而懊惱，忍不住低聲嘟哝。

    所有這些都沒意義。

    還有其他犯人，強奸犯、搶劫犯、謀殺犯和英國軍隊的逃兵，在經過軍事法庭的審判後，也都被槍決了。

    那個年代就是這樣，許多罪犯都被強制執行了死刑，而戰争時期，獲死刑的人就更多了。

     “是在夏天。

    ”普賴斯是這麼說的。

    那是一個很長的時間段，從五月到九月下旬。

    在一個小國家的曆史裡，一九一六年春天所發生的那些事情可謂重大事件。

    默默無聞的二等兵在重大事件中是根本起不到什麼作用的。

    我放棄這些念頭，進入了夢鄉。

     第二天我們早早就醒來了，因為剛過黎明不久，陽光就從窗外照進來，而且，院子裡家禽的叫聲，足以把死人吵醒。

    我們二人都用水缸裡的水洗漱了一下，我盡可能把胡子刮得幹淨一些，然後把髒水從窗戶潑到院子裡，這能夠濕潤一下焦渴的土地。

    我們穿上昨天的衣服，走下樓梯。

     普賴斯夫人已經在廚房的餐桌上為我們二人準備了熱氣騰騰的牛奶咖啡，還有黃油面包，吃起來味道很好。

    她丈夫連個影子都看不到。

    我還沒有喝完咖啡，普賴斯夫人就把我召喚到屋前。

    在堆着牛糞、靠近大路的院子前面，停着我的那輛凱旋汽車，旁邊還站着一個人，後來知道，他就是修理廠的老闆。

    我想普賴斯先生或許可以幫我翻譯一下，可是哪裡都沒見到他的身影。

     修理工滔滔不絕地解釋着，我隻聽懂了他反複提及的一個詞語：Carburateur。

    他随後又做手勢對着管子吹氣，以清除管子裡的塵土。

    原來如此，這麼簡單。

    我發誓要去學汽車修理。

    他向我要了一千法郎——在戴高樂推行新法郎前的那些歲月裡，一千法郎大約是一英鎊。

    然後，他把汽車鑰匙遞給我并與我道别。

     我和普賴斯夫人結了賬，又是一千法郎（在那個年代，确實隻要一小筆錢就可以去國外度假了），随後叫來伯納黛特。

    我們裝上行李，上了車，一下子就發動了引擎。

    最後揮手道别後，普賴斯夫人就進屋去了。

    我倒了一次車，轉過車頭，經過農房門口朝道路駛去。

     剛剛駛上道路，我忽然聽到一聲大喊，随即停下汽車。

    透過駕駛位旁敞開着的車門玻璃，我看到普賴斯先生從院子對面朝我們跑來，他手裡提着那把大斧，斧子在他腦袋旁晃來晃去，如同一根牙簽般輕盈。

     我張大嘴，以為他是來襲擊我們的。

    假如他想那麼做，真的是能夠把我們的汽車剁成碎塊。

    但接着，我看到他臉上興高采烈，原來叫喊和揮動斧子是為了吸引我們的注意，讓我們停車。

     他氣喘籲籲地跑到車窗前，一張大臉盤出現在車窗處。

     “我想起來了，”他說，“我想起來了。

    ” 我吃了一驚。

    他像一個孩子做了一件能讓父母特别高興的事情一樣，綻出歡快的笑容。

     “想起來了？”我問道。

     他點點頭。

    “想起來了，”他重複着，“我那天早上槍殺的那個人，是一個詩人，叫皮爾斯。

    ” 我和伯納黛特坐在車上驚呆了，身子完全僵住，面無表情地凝視着他。

    他臉上的高興神态消失了。

    他想盡辦法要讓我們高興，但失敗了。

    他認真對待我的問題，動用他那可憐的腦袋瓜冥思苦想了一整夜，為的是回憶起對他來說完全沒有意義的某個信息。

    經過那麼久的努力，他在十秒鐘之前終于想起來了。

    他及時追上我們，而我們卻呆呆地凝視着他，既無表情、也無言語。

     他的肩頭松弛下來，直挺挺地站着，然後轉身走向木棚後面那堆柴禾。

    很快，我又聽到那種有節奏的砰擊聲。

     伯納黛特坐在汽車裡，凝視着擋風玻璃的前方。

    她臉色慘白，雙唇緊抿。

    我的腦海裡浮現出一幅畫面：多年前，一個來自威爾士朗達山谷的笨拙的小夥子，從愛蘭布裡奇兵營的軍需官那裡領取了一支步槍和一發子彈。

     伯納黛特開口說話了。

    “惡魔。

    ”她說。

     我看向院子對面，看那把斧子一起一落的地方。

    握着斧子的那個人曾經用一顆子彈觸發了一場戰争，并使一個民族走上獨立的道路。

     “不，親愛的，”我說，“不是惡魔。

    隻是一名軍人，在履行他的天職。

    ” 我松開離合器，我們開始沿着山下那條道路，向貝爾熱拉克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