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九章

兩位大臣請了來，一個是兵部侍郎，也是狀元出身的孫家鼐；另外一個是吏部侍郎松溎，他是正藍旗人，進士出身，但教皇帝讀“清文”，在毓慶宮的身分就差了，隻是所謂“谙達”。

    向來師傅們有什麼公折，谙達是不列銜的，翁同龢為了壯聲勢，所以将他亦算上一個。

     折柬相邀，專車奉迓，孫、松二人一到，翁同龢拿出折底來“請教”。

    看上面寫的是： “查泰西之法，電線與鐵路相為表裡，電線既行，鐵路勢必可舉辦，然此法試行于邊地，而不适行于腹地。

    邊地有運興之利，無擾民之害。

    腹地則壞田廬、平墳墓，民間嘩然。

    未收其利，先見其害矣。

     今聞由天津至通州拟開鐵路一道。

    查天津距通州二百餘裡，其中廬舍相望，桑麻被野，水路則操舟者數萬人，陸路則驅車者數百輩，以及村酤、旅店、負販為活者更不知凡幾？ 鐵路一開，本業損失，其不流而為盜者幾希！ 近來外間議論，無不以此事為可慮。

    臣等伏思皇太後、皇上勤恤民隐，無微不至。

    偶遇四方水旱，發帑赈濟，唯恐一夫之失所，豈有咫尺畿疆，而肯使小民窮而無告乎？況明春恭逢歸政盛典，皇上履端肇始，而盈廷多風議之辭，近郊有怨咨之口，似非所以光昭聖治，慰安元元也。

     夫稽疑以蔔，衆論為先，為政以順民心為要。

    津通鐵路，宜暫緩辦，俟邊遠通行，民間習見，然後斟酌形勢，徐議及此，庶事有序，而患不生。

    ” 松溎先看，看完遞給孫家鼐，等他亦看完了，方始征詢意見：“如何？” “比上齋諸公的公折，緩和得多了。

    ” “不但語氣緩和，持論亦平正通達。

    我謹附骥尾。

    ” 松溎說完，提筆在後面署了名，孫家鼐亦然如此。

    這在翁同龢自是一大安慰，也有些得意，覺得推敲的苦心，畢竟沒有白費。

     處理了自己的事，要問問旁人的态度，“上齋諸公的公折，怎麼說法？”他問。

     “上齋”就是上書房的簡稱。

    在上書房行走，亦稱為“師傅”，但因為教皇子而非皇帝，所以地位、恩遇，都不及皇帝的“師傅”。

    但上書房的人多，加以是協辦大學士恩承與吏部尚書徐桐任“總師傅”，在這兩位衛道之士支持之下，上書房的公折，措詞就嚴峻得多了，語氣中明攻李鴻章，暗責醇王。

    恩承和徐桐雖以地位與翰林懸殊，不便列名上折，卻以私人身分寫了信給醇王。

    當然，詞氣恭順而論事激切，使得醇王大為不悅。

     翁同龢是醇王很看重的人，平時禮遇甚周，就仿佛漢人書香世家敬重西席那樣。

    因此，對于醇王在病中遭遇這種為清議所不容的拂逆之事，他自然覺得難過，同時也有許多感慨和惋惜。

     “醇邸完全是替人受過。

    ”翁同龢還有許多話，到喉又止，隻付之喟然長歎。

     孫家鼐了解他的意思，卻不肯接口，松溎的性子比較直，立即說道：“替人受過，也要看值不值？替李鴻章受過不值，替皇太後受過就值得。

    ” 修三海，修頤和園，昆明湖設小火輪，裝設電燈，以及紫光閣畔建造鐵路，凡此為清議所痛心疾首的花樣，說到頭來都怪在醇王頭上。

    不是說他‘逢君之惡”，而是本乎春秋賢者之意，認為他不能據理力谏，未免過于軟弱。

    就這一點上，恭王與他的賢愚便極分明，這幾乎已成定評。

     然而翁同龢卻比較能體諒醇王的苦衷，“醇邸的處境甚難。

    ”他說，“要避擅專的嫌疑，就不能不唯命是從，千錯萬錯……，唉！”他又不肯說下去了。

     “千錯萬錯，錯在不甘寂寞。

    ”松溎說得很率直，“如果不是他靜極思動，就不會有恭王被逐，軍機全班盡撤的大政潮。

     到今天，安富尊榮，優遊歲月，何來如許煩惱？” 話說得太深了，翁同龢與孫家鼐都不肯再往下談。

    做主人的置酒款客，取出珍藏的書畫碑帖來展玩品評，而松溎對此道的興緻不高，所以談來談去又談到時事了。

     幾杯佳釀下肚，松溎趁着酒興，越發放言無忌，“今上的福分，恐還不如穆宗。

    ”他說，“就拿立後來說，當年穆宗遠離中宮，是有激使然，加以宮闱中有‘大力’幹預，以緻有後來的彌天巨禍。

    然而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