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霸篇第十一

同時治理整個天下，時間綽綽有餘而要治理的事少得不夠做就像這樣，這就是政治的最高境界了。

    既能治理近處的事，又力求治理遠方的事；既能治理明處的事，又力求察見暗處的事；既能恰當地治理好根本性的大事，又力求治理好各種各樣的小事：這是過分的做法，如同達不到一樣，打個比方，這就好像是樹起筆直的木頭而要求它的影子彎曲一樣。

    不能治理近處的事，又力求治理遠處的事；不能明察明處的事，又力求察見暗處的事；不能恰當地治理好根本性的大事，又力求治理好各種各樣的小事：這是昏亂的做法，打個比方，這就好像是樹起彎曲的木頭而要求它的影子筆直一樣。

    所以英明的君主喜歡抓住要領，而愚昧的君主喜歡管得周詳。

    君主喜歡抓住要領，那麼各種事情就能辦得周詳；君主喜歡管得周詳，那麼各種事情就會荒廢。

    君主，隻須選擇一個宰相、公布一套法制、闡明一個宗旨，用這種手段來全面地統治一切、普遍地洞察一切，從而來坐觀自己的成功。

    宰相，要選拔安排好各部門的長官，總管各種事情的處理，以此來整頓朝廷上的大臣和各級官吏的職分，衡量他們的功勞，論定對他們的獎賞，年終拿他們的成績功勞呈報給君主，稱職的就留用，不稱職的就罷免。

    所以當君主的在尋覓賢相時勞累，在使用他以後就安逸了。

     用國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強，得百姓之譽者榮。

    －－三得者具而天下歸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

    湯武者，修其道，行其義，興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歸之。

    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緻忠信以愛之，賞賢使能以次之，爵服賞慶以申重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潢然兼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

    生民則緻寬，使民則綦理，辯政令制度，所以接天下之人百姓，有非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鳏寡，必不加焉。

    是故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為之出死斷亡而不愉者，無它故焉，道德誠明，利澤誠厚也。

     【譯文】 治理國家的君主，得到百姓出力種地的就富足，得到百姓拼死作戰的就強大，得到百姓稱贊頌揚的就榮耀。

    這三種得到的東西都具備，那麼天下人就會歸附他；這三種得到的東西都沒有，那麼天下人就會叛離他。

    天下人歸附他叫做稱王，天下人叛離他叫做滅亡。

    商湯、周武王這些人，遵循這條原則，奉行這種道理，興辦天下人的共同福利，除掉天下人的共同禍害，因而天下人都歸附他們。

    所以，君主提高道德聲譽來引導人民，彰明禮制道義來指導他們，盡力做到忠誠守信來愛護他們，尊崇賢人、任用能人來安排職位，用爵位、服飾、賞賜、表揚去反複激勵他們，根據時節安排他們的勞動、減輕他們的負擔來調劑他們，廣泛普遍地庇護他們，撫養他們，就像保護初生的嬰兒一樣。

    養育人民極其寬厚，使用人民則極其合理。

    制定政令制度，是用來對待下面的老百姓的；如果它有不合理的地方，即使像毫毛的末端一樣細微，那麼就是對孤兒、孤獨老人、鳏夫、寡婦，也一定不加到他們頭上。

    所以百姓尊重他就像尊重上帝一樣，親愛他就像親愛父母一樣，為他豁出生命決心犧牲而心甘情願，這沒有其他的緣故，而是因為君主的道德确實賢明，君主的恩澤确實深厚啊。

     亂世則不然，污漫突盜以先之，權謀傾覆以示之，俳優、侏儒、婦女之請谒以悖之，使愚诏知，使不肖臨賢，生民則緻貧隘，使民則極勞苦。

    是故，百姓賤之如尪，惡之如鬼，日欲司間而相與投借之，去逐之。

    卒有寇難之事，又望百姓之為己死，不可得也，說無以取之焉。

    孔子曰：“審吾所以适人，适人之所以來我也。

    ”此之謂也。

     【譯文】 混亂的社會就不是這樣。

    君主以污穢卑鄙、強取豪奪的行為來做人民的先導，玩弄權術陰謀、搞傾軋陷害來給他們作示範，讓演員、矮子、女人私下求見說情來搞昏自己，讓愚蠢的人去教誨有智慧的人，讓沒有德才的人去領導有德才的人，養育人民則使他們極其貧窮困厄，使用人民則使他們極其疲勞辛苦。

    所以百姓鄙視他就像鄙視殘疾人一樣，厭惡他就像厭惡鬼魅一樣，天天想尋找機會而一起來抛棄踐踏他，摒除驅逐他。

    突然發生了外敵入侵的事，他還指望百姓為他賣命，這是不可能得到的啊。

    任何理論學說都無法從這些所作所為中汲取什麼。

    孔子說：“想弄清楚我到别人那裡怎樣，隻要看别人來我這裡怎樣。

    ”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傷國者，何也？曰：以小人尚民而威，以非所取于民而巧，是傷國之大災也。

    大國之主也，而好見小利，是傷國。

    其于聲色、台榭、園囿也，愈厭而好新，是傷國。

    不好修正其所以有，啖啖常欲人之有，是傷國。

    三邪者在匈中，而又好以權謀傾覆之人，斷事其外，若是，則權輕名辱，社稷必危，是傷國者也。

    大國之主也，不隆本行，不敬舊法，而好詐故，若是，則夫朝廷群臣，亦從而成俗于不隆禮義而好傾覆也。

    朝廷群臣之俗若是，則夫衆庶百姓亦從而成俗于不隆禮義而好貪利矣。

    君臣上下之俗，莫不若是，則地雖廣，權必輕；人雖衆，兵必弱；刑罰雖繁，令不下通。

    夫是之謂危國，是傷國者也。

     【譯文】 危害國家的因素是什麼呢？回答說：使小人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用非法的手段向人民搜刮勒索卻十分巧妙，這是危害國家的重大災難。

    身為大國的君主，卻喜歡注意小利，這就會危害國家；他對于音樂美色、高台亭閣、園林獸苑，樂此不疲而追求新奇，這就會危害國家；不喜歡好好管理自己已有的土地财富，卻饞涎欲滴地常常想求得别人所擁有的土地财富，這就會危害國家。

    這三種邪惡的念頭在胸中，而又喜歡讓那搞權術陰謀傾軋陷害的人在外朝決斷政事，像這樣，那麼君主就會權勢輕微、聲名狼藉，國家政權必然危險，這是危害國家的君主啊。

    身為大國的君主，卻不尊崇根本性的德行，不謹守原有的法制，而喜歡搞欺詐，像這樣，那麼朝廷上的群臣也就跟着養成一種不尊崇禮義而喜歡搞傾軋陷害的習俗。

    朝廷上群臣的習俗像這樣，那麼群衆百姓也就跟着養成一種不尊崇禮義而喜歡貪圖财利的習俗了。

    君臣上下的習俗無不如此，那麼領土即使遼闊，權勢也必然輕微；人口即使衆多，兵力也必然衰弱；刑罰即使繁多，政令也不能向下貫徹；這就叫做危險的國家，這是危害國家的君主啊。

     儒者為之不然，必将曲辨：朝廷必将隆禮義而審貴賤，若是、則士大夫莫不敬節死制者矣。

    百官則将齊其制度，重其官秩，若是、則百吏莫不畏法而遵繩矣。

    關市幾而不征，質律禁止而不偏，如是、則商賈莫不敦悫而無詐矣。

    百工将時斬伐，佻其期日，而利其巧任，如是，則百工莫不忠信而不楛矣。

    縣鄙則将輕田野之稅，省刀布之歛，罕舉力役，無奪農時，如是、農夫莫不樸力而寡能矣。

    士大夫務節死制，然而兵勁。

    百吏畏法循繩，然後國常不亂。

    商賈敦悫無詐，則商旅安，貨通财，而國求給矣。

    百工忠信而不楛，則器用巧便而财不匮矣。

    農夫樸力而寡能，則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廢。

    是之謂政令行，風俗美，以守則固，以征則強，居則有名，動則有功。

    此儒之所謂曲辨也。

     【譯文】 儒者做事就不是這樣，而一定要曲折周到地治理好。

    在朝廷上一定要尊崇禮義而辨明貴賤，像這樣，那麼士大夫就沒有不看重節操、為禮制殉身的了。

    對于群臣百官，将統一他們的管理制度，注重他們的官職俸祿，像這樣，那麼群臣百官就無不害怕法制而遵守準則條例了。

    對于關卡和集市進行檢查而不征稅，對于貿易抵債券禁止弄虛作假而不偏聽一面之詞，像這樣，那麼商人就無不忠厚老實而沒有欺詐了。

    對于各種工匠将要求他們按照時節砍伐木材，放寬對他們的限期以便利他們發揮技巧，像這樣，那麼各種工匠就無不忠誠老實而不粗制濫造了。

    在農村将減輕對農田的收稅，減少貨币的搜刮，少發動勞役，不侵占農時，像這樣，那麼農民就無不樸實地盡力于耕種而很少有其他的技能了。

    士大夫追求名節而殉身于禮制，這樣兵力就會強勁。

    群臣百官害怕法制而遵守準則條例，這樣國家就經常不亂。

    商人忠厚老實而不搞欺詐，那麼流動的商販就安全保險，貨物錢财就能流通，而國家的各種需求就能得到供應了。

    各種工匠忠誠老實而不粗制濫造，那麼器械用具就做得精巧便利而材料也不會缺乏了。

    農民樸實地盡力耕作而沒有能力從事其他行業，那麼就上不會失天時，下不會失地利，中能得人和，而各種事情就不會荒廢。

    這些情況叫做政令通行，風俗美好。

    憑借這種政治局面來防守就能守得很牢固，去出征就能強勁有力；安居無事就會有聲望，采取行動就會有功績。

    這就是儒家所說的曲折周到地治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