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答允

、治事能力很差、智商也不甚高的書呆子，事實果真如此嗎？” 曹老笑着回答道：“中國古代的讀書人以及由之出身的士大夫們的學問遠遠超出了基礎教育的領域，學問上廣博精深的士人和官員不在少數，清代官至内閣學士的王鳴盛寫下了《十七史商榷》，而官至兩廣總督的阮元則有《經籍纂诂》和《皇清經解》名世。

    這樣具有很高學術水平的官僚層的持續存在，以曆史眼光來看，即使在十九世紀後半期這一曆史時期，除了中國之外也僅僅隻有朝鮮可以相提并論。

    從學問的角度來看，他們不是無能的，相反，在文化上是一大亮點。

    而且平心而論，能較好的寫出八股文的人，智商也一定是較高的。

    文人作為統治階層，曆史上也是能吏輩出，統治是個技術活，中國曆史上多數王朝能長期持續穩定并發展，與士大夫們較高的施政能力是分不開的。

    中國古代士大夫大多來自農村，很少是五谷不分的，明代内閣學士徐光啟還寫了一本《農政全書》呢。

    ” 江雅婷也恭敬地求教道：“曹老，您這些話讓我深受啟發，請您繼續談談如何看待和評價中國古代的經史子集和士大夫們！” 曹老沉思片刻後又說道：“中國古代讀書人和士大夫的學問對象局限于按經史子集分類的中國古典世界，并不是他們存有偏見。

    中國古典文化的世界本身就是一個宏偉的知識體系，其宏偉的程度用日本學者島田虔次的話說，‘到1750年中國出版的書籍的總數，比到這一年為止世界上除中文之外所印刷的書籍的總數還要多’。

    當時值得一學的東西都應該包含在其中，清代編撰的《四庫全書》就很能說明這一點。

    關于人與社會的真理記叙在經書中，解決問題的先例則積蓄在史書裡。

    士大夫的任務就是正确地解釋這些書籍，發現确切的答案，這在當時就足以應付絕大多數人生和社會的主要問題，而且古代中國在經濟與科學技術上的成就也是很可觀的，基本上可以适應農業社會。

    近代經過産業革命與政治革命而成長起來的西方諸國的力量，包括政治力、經濟力與軍事力，在人類曆史上本身就是前所未有的，如何翻閱中國的古典也不可能找出确切的答案來，并不是因為各個士大夫能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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