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的“逆證”——鄂昌、胡中藻文字獄與《紅樓夢》傳說的關系

了其中的極為重要的曆史社會文化内涵。

    可惜的是，雪芹提出的“兩賦”理論，以及“兩賦人物”這個課題的系統研究闡釋，至今也未見有人悟知其重要性而集中力量給以學術上的深入研究。

    對《石頭記》的大多認識的實質仍然沒有超越“哥哥妹妹”的級層和範疇。

    這也許正是對那些侈言中華文化而又不知中華文化為何物的人、侈言紅學而也不懂紅學為何事的人們的文化水準與精神境界的一個忠實的寫照吧？不過海内外近年已經出現了一種迹象，開始認識到：雪芹書的主題本旨是為了寫人、人材的命運、人與人的高級關系的“情書”。

    這倒是值得矚目的一個新氣象。

    因為，紅學的本質與意義從來也不是與“小說文藝理論”等同的學問，而是一種中華大文化的高層次的哲理性的學問。

    在這個意義上來講，紅學就是一種文化學。

    我們自然也有“小說紅學”，但今後更需要的則是“文化紅學”了。

    原地踏步不行了，就是高呼“紅學必須回到文學”的那種認識，恐怕也是失之于過于膚淺和“過時”了吧。

     奕繪在年方十幾歲時，即有一首題詠《石頭記》的七律詩[注八]，他寫道： 夢裡因緣那得真？名花簇影玉樓春。

     形容般若無明漏，示現毗盧有色身。

     離恨可憐承露草，遺才誰識補天人？ 九重運斡何年阙？拟向娲皇一問津。

     這位清中葉青少年貴公子，讀罷芹此書，最主要的感歎是什麼？一起是“因緣”(注意，此乃佛家語義，不與“姻緣”相混)，而後是哲理(人生觀)，雖然也涉及了“離恨”，但最後三句(即一篇的總結穴)，卻歸于慨歎補天之才之志而無所施用——一點兒也沒有“色空觀念”一腔感發竟是願去自薦補天的入世思想。

    他深惜“遺才”的棄置，亦即人材的命運與遭際的問題！這種曆史現象，現今的“紅學家”就很少知道，也不必體會了。

     然而，現在既知，雖為時稍遲，也還并非全晚，問題在于：我們不是到了應該再作沉思的曆史時刻了嗎？ 壬申4月26日寫訖于燕都東郊之廟紅軒 ～～～～～～～～～～～～～～～～～～～～～～～～～～～～～～ [注一]鄂爾泰本人曾任内務府員外郎、郎中，其子鄂容安(本名鄂容，皇帝賜改容安)于乾隆八年因仲永檀一案入獄，也是内務府慎刑司審治。

    鄂家親戚高斌，亦内務府人。

    皆可證。

     [注二]此案于乾隆二十年之二月開始，密旨令劉統勳等大員嚴查，極為緊張峻厲。

    乾隆帝為此頒發了一道很長的上谕，訓戒八旗，其中有雲：“……乃近來多效漢人習氣，往往稍解章句，即妄為詩歌，動以浮誇相尚，……即如鄂昌，身系滿洲，世受國恩，乃任廣西巡撫時，見胡中藻悖逆詩詞，不但不知憤恨，且與之往複唱和，實為喪心之尤！……着将此通行傳谕八旗，……倘有托名讀書，無知妄華，哆口吟詠，自蹈嚣淩、惡習者，朕必重治其家！乾隆二十年三月庚子。

    ”觀此方知雪芹等人以詩為朋輩推服(“詩膽如鐵”)可是在何等政治氣氛下而為之的！ [注三]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