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節

這話很經典 在曆任市委秘書長中，人們一直認為前任秘書長李修明是最出色的。

    古長書上任之後，日見顯示出他耀眼奪目的光彩來，相形之下，李修明就稍稍遜色了。

    人們對李修明的評價是為人耿直，工作嚴謹，協調能力極好，善于在複雜的矛盾漩渦中找準自己的位置，從而穩坐江山。

    而人們對古長書的評價就不同了，除與李修明相同的優點之外，就是工作上有開拓創新精神，不僅僅是能幹，而且敢想敢幹。

    李修明能不能幹？也很能幹。

    但是李修明怕别人妒忌。

    古長書就恰恰相反，他不怕别人妒忌。

    該幹什麼，想幹什麼，他就會大膽地幹。

    他不會因為别人的妒忌而不幹，不會因為“高标見嫉”而退縮。

    當然，古長書也是不想讓人妒忌的，他會盡可能地減少别人可能對他的暗中妒忌。

    所以他辦什麼事都顯得低調而不張揚，為人處理也非常謹慎。

    可是，古長書這人就是有點怪，他低調而不張揚，自有人去為他張揚。

    人們似乎願意私下為他傳頌美名，他所做的每一件事，好像天然地賦予了某種政治亮色，一旦做成了就會閃閃發光，機關裡的幹部們自然就會發出一片喝彩聲。

     比如市政府門前有幾個老上訪戶，是十年前的老問題。

    他們的土地被鄉鎮企業征用後辦了工廠，征用費隻給付了一部分，還有一部分欠着。

    後來鄉鎮企業垮台了，老闆跑了，企業成了一片廢墟，剩餘的土地征用費也沒人付了。

    當時征地時，是鄉政府做的工作，甚至有點強行征用的意思。

    十年來，幾家農戶輪番上訪，從鄉裡找到縣裡，從縣裡找到市裡。

    市政府信訪局多次把情況轉到下面，責成當地政府處理，可鄉政府也因情況複雜，變化大而處理未果。

    幾家農戶就不再找市政府了，直接找到市委。

    他們在市委門前打着一塊大幅标語：“還我征地費，還我土地”的字樣。

    以前他們也來過，在市委門前晃晃，就被值勤的武警吼走了。

    古長書是苦孩子出身，他喜歡設身處地地為别人着想，看到那些上訪的農民他就難受。

    古長書是從縣裡出來的，他知道，農民對政府很有意見，甚至還有點對抗性情緒。

    可是，他們面對黨委和政府戒備森嚴的高牆深院，你不給他解決問題，他們也無可奈何。

    盡管他們上衣無望，可他們依然不甘心，一到農閑時間就來上訪一回，有的甚至趁到市裡辦事的功夫，也要抽空來說說鬧鬧。

    實際上，這些上訪已經沒有了上訪的意義，塗上了鬧事的色彩。

    他們起不了什麼大作用，卻讓接待部門不厭其煩，甚為頭痛。

    那天看到農民打上标語了，古長書就親自出去過問，了解了初步情況。

    之後，古長書就把顧曉你叫去認真做下筆錄。

    然後又向信訪部門進行了查詢。

    古長書得出了一個結論：這些問題，要解決并不困難，是部門與部門之間互相推诿踢皮球導緻的。

    隻是年長月久，問題長胡子了，成了老問題。

    如果拖着不解決，确實影響不了國計民生，卻影響安定團結，傷害了農民的利益。

     原則上講，解決這個問題不屬于市委的事。

    可古長書這回心軟了。

    他想管一回閑事。

    于是，他把農民上訪要求讨要土地征用費的問題專門向汪書記做了詳細彙報。

    那天晚上古長書來到汪書記家裡，那口氣簡直就有點興師問罪的意思。

    古長書把具體情況彙報之後，說：“就是這些小問題的久拖不決，就足以說明我們市政府有時是在喪失作為一個政府的職能了，說輕點是失職，說重一點就是無能。

    我們口口聲聲說要保護農民利益，誰來保護，怎麼保護？這才是最具體的。

    ” 汪書記聽得一臉嚴峻。

    這些問題實他是不知道的。

    因為他大前年才從省委組織部下來任職，如果有問題也不是他當市委書記期間造成的。

    所以古長書也才敢大膽地說出來。

    汪書記說：“你别看我臉色，你繼續說。

    ” 古長書說：“那就别怪我說話難聽了。

    我覺得我們黨委和政府的工作有一種誤區。

    跟黨中央保持一緻是一個基本原則，可我們的工作重點不能什麼事事都要由中央來安排。

    既然什麼都要聽中央的安排，還要我們一級政府幹什麼？還要我們創新幹什麼？比如，僞劣商品毒死人了，中央發了文件，下面才突擊抓。

    房子塌了燒了，也是中央發了文件下面才檢查安全工作。

    有些問題屬于地方性的，中央并不知道，或者說這些問題在全國并不帶有普遍性，難道說我們也要等中央發了文件才抓嗎？什麼時候我們才能自己做一回自己的主？我們天天說結合本地實際開展工作，真正的實際問題擺在面前，可我們又沒有結合實際來主動解決。

    ” 汪書記閉了一下眼睛聽着，心情很沉重。

    見古長書停下來，他睜開眼睛，揉揉額頭說：“你繼續說。

    我聽着。

    ” 古長書說：“據我所了解的，以前大辦鄉鎮企業和開發區，确實有不少遺留問題。

    這些問題，信訪部門都可以從上訪案件中反映出來。

    我建議在全市範圍内開展一次遺留問題處理的大行動。

    用半年時間進行一次全面清理，欠農民的錢，非法占用了農民的土地，能退的退，不能退的，政府要擠出資金來，給農民足額補償。

    總之，不能讓農民吃虧。

    ” 汪書記聽完之後，馬上給信訪局長打了電話，讓他就鄉鎮企業、開發區以及移民遷建工作中造成的農民上訪情況拿一個詳細的調查報告，然後上會研究。

    在常委會上，也有人提出異議，說，中央确實抓好現代企業制度建設是全國的工作重點。

    目前抓解決遺留問題這項工作，與中央确定的全黨工作的指導思想不符。

    再說這是可以既往不咎的曆史問題，也不是我們這屆政府造成的，是不是可以推遲搞，以免分散精力？汪書記說：“我們是地方政府，不能長期等中央給我們分配工作。

    中央有指示的，我們堅決執行，而且要不折不扣地執行；中央沒有指示的，關系到群衆利益的，我們要主動去辦。

    話說回來，對于經濟開發中的曆史遺留問題，我們視而不見，不會丢什麼烏紗帽的；我們解決了，也不會長烏紗帽。

    可是，這是真正關系到農民切身利益的事。

    我們現在辦這個事，與中央的精神是一緻的，與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是一緻的，沒有矛盾沖突。

    ”汪書記采納了古長書私下給他提出的建議，在全市範圍内開展一次處理農民上訪問題的集中行動，确定了具體實施方案和工作計劃，并從當年财政預算外擠出五百萬元資金，以最大限度地解決政府在經濟開發工作中給農民造成的遺留問題，切實保護農民利益。

     一個月後，這項工作由市委副書記賀建軍挂帥，在全市各區縣蓬勃展開，成為半年内金安市的工作重點。

    全市解決了一千多個類似的遺留問題，清理亂占耕地五十多起，收回違章使用土地一萬多畝，給農民支付各種補償費兩千多萬元，受到群衆的廣泛好評。

    據說也有人趁機告汪書記的黑狀告到省委去了，說金安市有意跟中央唱對台戲，背離了中央的大政方針。

    但這些黑狀并沒有奏效，在省委的簡報上，還刊發了新華社記者寫的《金安市處理經濟開發工作中的曆史遺留問題确保農民利益》的長篇通訊，省日報在頭版頭條位置進行了轉載報道。

    省委書記在報道上作了重要批示，稱“金安市的做法很好，值得其他地方借鑒。

    ”對這項工作給予了高度肯定。

     實際上，在這項工作的實施過程中，市委院子就悄悄地傳開了：汪書記最喜歡聽古長書的建議。

    也就是說，古長書在汪書記前面是一個有足夠份量的特殊人物。

    他一般不會輕易建言，但一旦提出建議，總能得到汪書記的采納，繼而形成有巨大影響力的一項地方政策。

    這個，賀建軍也是清楚的，他也明白，古長書在汪書記前面說話的份量，不亞于他這個市委副書記。

    有天，賀建軍跟古長書開玩笑說，在汪書記心中，你已經相當于一個市委領導了。

    有的領導經常給汪書記的建議，但并不能得到采納。

    因為有的建議會變成一種馊主意，而你就不一樣了，你有你獨到的眼光，你的建議往往能體現你的政治思想和政策方略，又總是與真抓實幹聯系在一起的，同時有一套科學的操作方法，所以汪書記看重你。

    古長書說，賀書記，你可千萬别這樣說啊，講出去人家會對我産生看法的。

    賀建軍說，我當然不會對外講，隻是私下對你本人說說。

    對于你來說，怎麼誇你都不過分。

    前途大大的有。

    古長書說走到這一步，他已經很滿足了，不敢有太多的奢望。

    賀建軍說，這話不對。

    經商的不嫌錢多，從政的不嫌官大。

    想當大官也不等于政治野心。

    古長書說，那好吧，我就做一回大官夢吧。

    不過，要有一種清明的政治環境，否則我也當不了的。

    沒人提我呀。

    隻要跑官賣官的現象還存在，這對你我之輩都是一種障礙。

    賀建軍很感慨地說，是啊，如果哪天我們的用人制度有麻将中的遊戲規則那麼硬朗清正，那就好了。

    古長書幽默地笑笑，說，這話很經典。

    記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