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知難

蜀道難，難于上青天——此已早成曆史陳言了，但我還是趕上了一點“難之尾聲”，略知滋味。

     我是1951年之秋，忽接成都華西大學之電聘，邀我去當外文系的講師——其時我尚在燕京大學的中文系研究院讀研究生，差一學期方能畢業。

    何去何從?殊費斟酌。

     話要稍稍回轉，“倒插一筆”： 我1935年秋初中畢業，本應1937年秋高中畢業，即升大學。

    孰料1937年盧溝橋事變即起，母校南開中學被炸南遷。

    幾經周折，到1939年方得考取燕大西語系，1940年秋方得入學。

    又孰料，1941年冬即遭日寇封校。

    又經六年淪陷之苦難生活，于1947年之秋再次考入燕大——仍算40學号老同學，并承認已讀的三學期的“學分”(燕大是“學分制”，讀滿規定的學分限數，方能畢業)。

    所以我這個“老”學生卻成了解放最初一屆的燕園畢業生。

    聞者(聆我追叙自幼齡的學程百般坎坷)稱異，幾乎難以相信! 畢業分配工作，新中國的新聞總署到燕大去要應屆生，條件是中英文須兼長，于是系裡推薦了我。

     新聞總署專人到校找我，适值我外出，未能洽談。

    正巧中文系來通知我，即将成立第一屆研究院招生。

    我又在就業與求學二者之間必須做出明智的決斷。

     這兒有一小趣事：1947年重考入學(複學)時，我想轉系，報了新聞系。

    及一到選課填表經系主任批準時，他見我選的課都是文學藝術之類，于新聞必修課毫無興趣，當即駁回，說這不行，要大改選課表。

     我無法“接受”，于是就去找西語系主任柯安喜，說“我要回家”(back“home”)。

     她見系裡來了一個“浪子回頭金不換”，十分高興，喜笑顔開地說：“你要回來——太好了!”一下子就在我選課表上簽了字，“收留”了我。

     既有此番小曲折，我再就任新聞總署的職位，心裡終覺欠安；加上我是個酷愛中華文學文藝之書呆子，對中文系研究院的“魅力”簡直無法“抗拒”，就入了院當研究生，婉謝了新聞署。

     華大來電聘，事帶有“傳奇性”，也不易得，遂又決計應聘。

    我為此去向高名凱先生請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