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觀者。

    而今天，在梅西大學的大禮堂裡，坐着兩千多師生，他們面對的正是自己；他趙一浩這個省委書記，成了主角成了矛盾的一方。

    如果這裡面有抱着看戲心态的，也主要是來看他趙一浩這個主角如何表演，更确切地說，看他這個主角的演技如何！ 正因為如此，在此起彼落的口号聲、鼓掌聲和喊叫聲中步入禮堂走上主席台的時候，他感到心頭有些微微地顫抖。

    他立即意識到了這是一種怯場的表現，是應付今天這個艱難場面的極不利的因素。

    他迅速調整了心态，自己給自己下着嚴肅的命令：沉着、冷靜。

    當他步上主席台在最中心的位子上坐下來時，他已經完全平靜下來了。

    對眼前的緊張氣氛覺得一點也不在乎了，不就是梅西大學的二千多師生嗎？“兩軍相逢勇者勝！”不，這個比喻不恰當，這裡不存在敵對雙方，而是兄弟姐妹；但也恰當，至少是辯論的雙方哪！總是要有一番較量的呀！但必須明白，這是自家人的較量，自家人内部的是是非非，這是前提，不明白這個大前提就要亂套。

    要根據這個大前提确定戰術。

    他腦子急轉彎，戰術也就出來了：以冷對熱，以說理對吼鬧。

    戰術既定，他覺得輕松自如了，甚至覺得有趣，看，誰是今天這個場面的主宰！ 他順眼瞅瞅身旁的副省長張昌明，他似乎過于緊張了一些，臉色有些蒼白，嘴唇有些發紫。

    這種心理狀态怎麼能上陣呢？他回頭對他輕聲細語： “不要緊張，要沉着，要冷靜，否則就會被動的，記住！” 張昌明連聲諾諾。

     趙一浩沒有來得及和張昌明多談，對話卻已經開始了。

     不知是誰的設計方案，布置了一個引人注目的新格局：主席台正中的幾個位子也就是趙一浩等人的位子，比通常的主席台座位往後移了四五米，幾乎移到了舞台的中央；與他們面對面稍往右斜，擺了四把椅子和一張長桌，都放了麥克風。

    這當然是為上台對話的學生代表而設的了。

    這樣便形成了一個獨特場面，趙一浩們面對的是全場二千多師生；上台對話的代表則是面對趙一浩們而背靠二千多聽衆。

    而且經過精心安置，舞台上對話雙方任何人的談話，都可以傳到全場每個角落而且聲音清晰。

     四個罷課者的代表首先上台就坐。

    校黨委書記對趙一浩悄聲耳語：“一個是教師，三個是物理系三年級學生，都是這次罷課的核心人物。

    ” 他的話音剛落，對方便開始發言了。

    首先發言的就是那位教師，他慷慨激昂地說了一通事件經過，特别是學生被抓有的被打的經過，然後煽動性地問： “請問我們的國家是法制國家還是法西斯國家？今天省委書記和副省長都來了，我們很高興，我們希望你們當着全校師生表個态，這是什麼性質的問題？該不該嚴懲違法抓人打人的兇手？” 這最後兩句他的聲音提得很高，随之而來的是一陣堅決要求懲治兇手的口号聲、鼓掌聲，持續了大約一兩分鐘。

     這個問題是這次事件的核心，因而也最敏感，說真的也最難回答。

    趙一浩正在迅速地思考着如何回答，卻聽到身旁的校黨委書記先發言了。

    他也許是覺得在這樣的情況下不應該将省委領導一下子推到風口浪尖之上，作下級的理應挺身而出擋住風口給省委領導一個緩沖的餘地吧，于是他沖上去了，他的回答是： “發生了聚衆毆鬥影響社會秩序，公安部門出面制止，對不聽話者采取暫時隔離措施，這是任何法制國家都會這樣做的。

    談不上違法和侵犯人權！” 他的話不無道理，但卻立即陷入了重重包圍之中。

    首先他作為學校的主要領導而不站在罷課的師生一邊，引來了一大堆咒罵。

    會場中有一個學生站起來大聲責問：“剛才這位發言的先生我不認識，聽他的口氣好像是本區的公安局長或者幹脆是省公安廳的廳長？請亮明身份！” 全會場頓時響起了掌聲和笑聲。

    對這種插科打渾，校黨委書記雖覺尴尬卻也能夠對付。

    說句公道話，他并不是一屁股就坐在公安部門一邊的，相反聽說自己的學生被抓他很生氣，親自向省裡和公安廳打了電話。

    要求立即放人。

    他還準備帶領學校全體領導班子成員上省告狀，但情況迅速發生了變化。

    罷課開始了，“罷委會”提出的條件喊出的口号越來越高。

    這就觸怒了他，他最讨厭随便用罷課這種手段，而且條件反射地立即便想到是否有壞人在背後操縱！因此态度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

    但無論如何，他還是屬于沉得住氣的那一類人，聽了那個學生的諷刺性提問，他雖然心裡上火，卻也将往上湧的怒氣壓下去，笑道： “剛才那位同學的發言我很理解，意思是我不愛護學生，立場站錯了。

    我最初的态度怎麼樣，許多同學都知道，這裡就不用多說了。

    作為學校的黨委書記，我要站在公正的立場來看問題。

    經過了解，區的公安部門最初确确實實是接到集體鬥毆的報告，出面制止武鬥的……” 他的話沒有說完，實際隻開了一個頭，便被一陣喊叫和吼聲打斷了，他立即成了矛盾的焦點： 台上四位對話代表中的一個，後來趙一浩知道是物理系三年級的學生，“罷課委員會”的主委。

    這位主委站起身來回頭面對那二幹多聽衆，擺了擺手示意他們靜下來不要再起哄，果然有效，他那一擺手，像是拉了電閘，電燈一下子便熄滅似地，滿禮堂的叫喊聲便立即停止了下來。

    于是他回轉頭來面對趙一浩等人，目标卻依然是校黨委書記。

    他不慌不忙地說： “剛才吳書記說，事件的起因是由于學生與市民發生的鬥毆，公安部門出面制止而造成的。

    ”他抑揚頓挫，一字一句慢慢道來，很有點領袖的氣派和風度：“不錯，發生了集體鬥毆，公安部門也就是警察有權出面制止，甚至采取強制性措施，像使用催淚彈，在世界上任何法制國家都是允許的。

    但是，請問吳書記，強制手段是否就意謂着戴手拷，甚至對持抗議的學生進行毆打？這是不是犯法行為？” 校黨委書記立即陷入了困境，無論從法律知識上或同類事件的常規處理的知識上，他都難以回答這個問題，但又不能不回答。

    正在為難之際卻發生了意外的情況使他得以解脫。

    台下有幾個學生沖上講台來到對話席，不顧同伴的阻止，奪過話筒質問： “僅僅說它是違法行為還不夠，請問吳書記，這是不是一種侵犯人權的行為？作為一校的主要領導，你是站在受害的學生一邊還是站在打人兇手一邊？” 台下頓時有人附和呼應： “還我法治，還我人權！” 一連喊了好多遍，有人又起反哄，整個會場開始混亂起來。

    有兩個學生乘勢跳上台來，像電影上經常看見的鏡頭那樣，唰唰地解開上衣裸露出半個身子，先面對台下轉身面對台上，高喊： “傷還在，這就是鐵的證據，還有什麼可說的！” 有兩個學生同時從聽衆席上站起來高喊“你的傷是打群架打傷的，還是警察打傷的，清說實話！”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