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難與生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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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等我說完三句，他攔住了，說：“就不要說這些了，等調你的卷子看看。

    ” 不一會，聽差的拿來了考卷。

    他找到我的那一份，展開審看——我從旁偷目一觀，見右上角大書“97”的分數。

     他卷好卷，向我說：“那你就在屋裡吧!——明日一早來上班。

    ”我未料能夠如此一場結果，自己自然也很覺“得意”。

     上班了，辦公處是大房間，有點兒神氣，同事們有幾位人都很熱乎，很快熟了，他們在“屋裡”的幾位“老手”都是遭裁退而受知賞的舊同仁。

    在内勤有整天忙碌做卡片、登記、記賬……的，分給我的活兒是與一位姜君寫信封兒、發通知存棧的貨單子——此皆與敵僞無關的商人自存于倉棧的私産，故不“沒收”，而是要他們照章辦理提貨手續(想必要納稅金)。

     這種職員，真是事簡俸優，人都視為難得的機遇。

    可是好景不長—— 這個“接收”機構(後來天津人都呼之為“劫收”)很不像話，它利用這一夥小員工，卻不發原定的滿薪，而當時的錢已經“毛”得驚人了，而且正在一再“改革币制”，什麼“法币”，什麼“關金券”，名目翻新，實際是每一改“新”紙币，就是将幾十、幾百舊币變成“新”的一元錢。

    害得小民叫苦連天。

    所以扣薪不給全發，就是極巧妙地欺騙這夥“助理員”——這些小員都是靠那點薪水來養活全家的小市民，與正式海關關員已經了不相涉，無法相比了。

     人們急了，找這個“津海關”交涉。

    這個辦事處卻把責任完全推給了“劫收局”，說：“你們并非海關關員，這兒不過是代他們辦事。

    ”人們很氣憤，說：“我們是津海關正式登報招考的，我們與那個‘接收局’不發生關系。

    津海關不但不對所招錄之人負責關切，反而如此一推了事，太不講道理了!” ——然而此不過在“底下”群情激動之言而已，卻沒一個人敢去“冒犯官威”。

    這時，我與商文藻兄結交為好友，其人好文藝，能唱梅花調(大鼓書)，很不俗氣，二人談得來。

    他助我打字，我撰中、英文的申訴信，直接達于上海的總稅務司丁貴堂，要求負責，責成津海關履行招考的條件規定，由津海關負責補發所欠積薪。

     這樣，我與商兄的努力也不計多少次了，雖說艱難曲折，畢竟發生了效果。

     可是，這夥人員中，真敢出頭露面協助我的，幾乎無人；不但如此，有一個“内奸”出賣了我們。

     此人姓魏，矮個子，面貌蒼老，滿臉是假笑，笑成的大皺紋，龇出一口大牙。

    他起初混在我們極少數幾個人中充為“義士”的表情——轉頭他就向官方“打小報告”了。

     津海關的官方已盡知我們的申訴活動之情況，但這全系弱小者據理以争，抓不住“罪名”，因此也無可奈何。

     盡管如此，最後還是擺出了一個大“場面”：在一個寬敞的大廳裡，津海關的稅務司和他以下的“該管”頭目人，齊集出現，将我們的“代表”召去聽訓。

    我們小員像奴隸見主子一樣，進去“列隊”恭立，聽那訓話。

     訓話還是那一套官腔，沒有任何道理，也不交代實質性辦法，隻一味“訓斥”，企圖威吓以了事。

     列隊恭立的，約有一二十人——像啞巴一樣。

    全廳氣氛又緊張又死寂，“鴉雀無聲”。

     我這個書呆子，實在忍無可忍，開了口! 我有這一方面“才能”與膽氣，侃侃而談，直對稅務司而講說他們的負約與我們的受屈受害(紙币劇烈貶值已到山窮水盡之勢)。

     我的“口才”使那稅務司長張口結舌，十分尴尬。

    後來，他的一個手下人出來說了幾句強充門面、自找台階的廢話，結束了這一場“大戲”。

     數日以後，先将我的“辦公桌”打發到了一個後面的冷落大屋子裡——也無事做了。

    随即宣布“接收”事務逐步減量，“助理員”即分批裁退。

     在名單中，我是第一名! ………… 我隻叙到此處為止。

    我“失業”了，卻慶幸也為同事們争來了補薪。

     這種“失業”很覺光榮。

    但它也教訓了我：那條路不是我的真“生路”。

    我下定決心，想一切辦法回燕京大學完成我被日寇侵略打斷的學業。

     我感謝那時的那種海關，它讓我走上了我平生所願的大路。

     詩曰： 八年苦難望擡頭，此日官來号“劫收”。

     敢與稅司争侃侃，名單列首姓名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