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紅學三友

那是一般日常酬對的口語和較易講解的課程。

    輪到講《紅》的偉大意義，我這已然丢失了五十年不說不用的英語，可就怕不敢保準了，我特囑德剛兄替我請了一位英語流暢的沈教授作為“準備譯員”——如遇到我表達有了困難時，我就改用華語，他來用英語轉達一番。

     這是個大難題!向全然不懂的洋人講什麼《紅樓夢》?比“一部二十四史”麻煩大得多呀! 我記得也是先從解說“紅樓夢”三字的意義講起。

    他們聽了也似茫然不得其“味”。

    好不容易歸到了一句話：“這部小說是中國小說中最為偉大的一部，因它包涵有最豐厚的中華文化意義”時，德剛兄聽到了我說出culturalsignificance時，他立刻大聲呼出“There”一字。

     這個字，在我們中國話裡不能譯為“這裡”，而應譯成“正是這話了!”“這才說對了!” 這麼一來，院長們才像釋然，而我的“任務”也算完成了。

     講後，德剛兄送酬金，我正訪夏先生于府上，他竟找到了。

    這回聚會，也留了照片。

     ——我的記憶和叙法有了疏誤：我和夏先生初次見面，是德剛兄安排的一次聚餐，他邀了好多位在美華人作家作東作陪，請我和夏先生上座。

    我帶了一幅墨書紅樓詩奉贈夏先生，他很高興，立時起立合影，把字幅當作二人的“中間人”。

    第二天到哥倫比亞大學去講時，他又特意将它帶去，展在桌上讓同學們看。

     夏先生贈我一冊書，掀開末頁給我看，見一段題記，其末句寫的是他是個“周迷”——指喜讀我的紅學拙著也。

     分别後，他有一次在台灣的《傳記文學》上讀到我的紀念胡适先生的七律詩，特意來函加以贊語(他與胡先生的關系并不甚洽睦，然不因此而妨礙見賞拙句，此即可見格高)。

     後來《紅樓夢與中華文化》在台灣出版，中有引及他的論《紅》警語，故寄贈請正。

    又得賜函，末雲：“兄學大如海，弟萬不能及也!” 這些過獎之言，固不敢當，然亦應當一記，庶不負他的一番心意。

     他的論《紅》名著題曰LoveandCompassion(《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