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我的“秦學”研究(1)

——答上海《城市導報》記者黃準新問 問：您的《畫梁春盡落香塵——解讀〈紅樓夢〉》一書被有的傳媒稱之為“秦學”，又作為“作家加盟‘紅學’”的一個範例。

    您本人是怎麼看待的？學者型作家或作家學者化是不是一種必然？ 答：我自十多年前，就從秦可卿這個人物入手，對《紅樓夢》進行研究。

    我的研究基本上屬于探佚的範疇。

    我的主要成果是：秦可卿的原型，是康熙朝廢太子胤礽的女兒，也就是在乾隆四年發生的“弘皙逆案”的主謀弘皙的妹妹。

    “三春去後諸芳盡，各自須尋各自門”所說的“三春”不是指三個人，而是指乾隆元年至三年的三個春天，那是曹家熬過雍正朝的寒冬後中興複蘇的三年好日子，《紅樓夢》從十八回後半至五十三回就濃墨重彩地寫了乾隆元年的事情，五十四回到六十九回寫的“乾二”，七十回到八十回都寫的“乾三”；但沒想到這三年過去即卷入了“弘皙逆案”，導緻了“家亡人散各奔騰”的毀滅。

    所佚的八十回後的《紅樓夢》，所寫的應該就是“乾四”後“樹倒猢狲散”的局面，而絕不會是高鹗所續的那一套。

    我新出的《畫梁春盡落香塵——解讀〈紅樓夢〉》一書，集中體現出了“秦學”研究的成果。

    至于“學者型作家”或“作家學者化”一類的問題，不在我思考的範疇中。

    我研究《紅樓夢》并不是想把自己“化”為“學者”，我以為“紅學”是一個公衆共享的話語空間，不是什麼機構或哪個“專家”“權威”可以壟斷的。

    沒有“作家”“學者”頭銜的人，隻要有心得，在“紅學”領域都有天賦的發言權。

     問：您的探佚小說《秦可卿之死》中的悲劇人物秦可卿是哀豔的，您寫她，包括寫賈珍，文筆都很人性化，可不可以這樣說：“命運和人性”是您這作品的主題？您說您寫的是“學術小說”，寫小說和做學問會不會成為一種矛盾？ 答：命運和人性，确實是我小說創作最關注的東西，也不獨是寫“‘紅學’探佚小說”如此。

    “學術小說”應該是小說創作中的一個獨特品種，它與一般的虛構小說是有區别的，我的《秦可卿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