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學”探佚的四個層次(2)

第三個層次，是曹雪芹為什麼要這樣寫、這樣構思。

    這就進入了創作心理的研究。

    我們都知道《紅樓夢》絕非曹雪芹的自傳與家史，書裡的賈家當然不能與曹家畫等号；但我們又都知道，這部書絕非脫離作者自身生活經驗的純粹想像之作、寓言之作（當然那樣的作品也可能獲得相當高的審美價值，如卡夫卡的《萬裡長城建造時》）。

    我們不難取得這樣的共識：《紅樓夢》并非是一部寫賈家盛衰榮枯的紀實作品，但其中又實在熔鑄進太多的作者“實實經過”的曹家及其相關社會關系在康、雍、乾三朝中的滄桑巨變。

    因此，我們在進入“秦學”的第三個層次時，探究當年曹家在康、雍、乾三朝中，如何陷入了皇族間的權力争奪，并因此而終于弄得“家亡人散各奔騰”、“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幹淨”，從而加深理解曹雪芹關于秦可卿的構思和描寫，以及他調整、删改、增添有關内容的創作心理的形成，便很有必要了。

    這個層次的研究，當然也就跨入了“曹學”的空間。

    比如說，我認為，曹雪芹最初寫成的文本裡，是把秦可卿定位于被賈府所藏匿的“類似壞了事的義忠老親王”的後裔（注意我說的是“類似”而非必定為“義忠老親王”一支），根據之一，便是曹家在雍正朝，為雍正的政敵“塞思黑”藏匿了一對逾制的金獅子，陳诏先生對此很不以為然，他說：藏匿金獅子尚且要惹大禍，何況人乎？因此，隐匿親王之女“在現實生活中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我以為他“絕對”二字下得太絕對化了，誠如他所說，清朝宗人府是要将宗室所有成員登記入冊的，即使是革退了的宗室，也給以紅帶，附入黃冊，但康熙五十二年四月，在命查“撤帶”革退宗室給帶載入《玉牒》，以免湮滅的行文中，便有這樣的說法：“再宗室覺羅之棄子，今雖記藍檔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