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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導校印新本《 紅樓夢 》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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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47年始,因偶然的機緣,我忽然進入了研《紅》考芹的學術圈裡,直到今天,整整五十年。

    中間經曆,很是豐富奇特。

    友人說,這段曆史,形式上似乎隻為對于一書一姓的研索追尋,實際上卻與時代社會、學術風尚、文化潮流等等方面,都有其關聯與意義,因而督促我就所憶及的做些記叙。

    不然日後即無人知曉,不但留下史實空白,還會衍生訛傳謬說,真假難分,何以存其信實?我覺得此言有理,遂擇其重要的關目,粗叙一二于此,以供考鑒。

     事情由我重返燕京大學西語系(抗戰勝利後複學)說起,家兄祜昌一次信函中囑我查尋20年代初胡适遍求未獲的《懋齋詩鈔》。

    誰想我到校圖書館一索而得。

    此書内有六首寫到曹雪芹的重要詩篇,名貴之至。

    我據此寫一短文,置之案頭,未思發表。

    後為北京圖書館善本室專家趙萬裡見之,立即編發在報端了。

    胡适讀了,寫信給我,表示高興,兼有讨論。

    此信劄也被趙先生編發了,于是引起學界矚目。

     胡适對我拙文論點隻同意一半,我當時少年氣盛,遂又撰文與之商榷……由此一發而“不可收拾”——我本無意研究紅學,但為争辯真理,就難以中止了。

     胡先生慷慨惠借珍貴秘籍給我(一名在校青衫學子,素昧平生、一無所知之陌生青年也),我至今感謝他對我的信任及鼓勵;但二人意見不合,逐步由商讨而變為争論:我以為他倡導印行的“程乙本”是最壞的本子,不應再讓它流行于世,再就是看他考證雪芹時代背景、家世生平,失之太簡單、太膚淺,沒有觸着曆史的真際與内核。

     這樣,激發了我與祜昌的一種真心癡意,定要把這兩方面大主題弄個水落石出,為雪芹雪冤洗謗。

    此一癡意真心,不但始終不改不懈,而且克服了百般困苦艱難、曲折誣陷……堅持到今——這就是五十年的第一條“旨義”。

     在版本問題上,我與家兄力做全面大彙校,中經抄家毀稿,撥亂反正後毅然重新從頭開始……其難萬狀。

     在考訂曆史背景問題上,下功夫遠不如大彙校了,但居然也印成了一部《紅樓夢新證》。

    從1953年秋問世起,這方面的工作也仍在與時俱進——這且按下慢表,如今先記記為版本而力争,幾乎觸及了政治風險的一段往事前塵—— 如上所述,為與胡适争版本,數十年如一日,曾未改變初衷,所以一有機會,就謀求可能的辦法,務欲将一個較好的、接近雪芹原筆本面的新定本貢獻給天下後世,不要再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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