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導校印新本《 紅樓夢 》紀實

從1947年始，因偶然的機緣，我忽然進入了研《紅》考芹的學術圈裡，直到今天，整整五十年。

    中間經曆，很是豐富奇特。

    友人說，這段曆史，形式上似乎隻為對于一書一姓的研索追尋，實際上卻與時代社會、學術風尚、文化潮流等等方面，都有其關聯與意義，因而督促我就所憶及的做些記叙。

    不然日後即無人知曉，不但留下史實空白，還會衍生訛傳謬說，真假難分，何以存其信實?我覺得此言有理，遂擇其重要的關目，粗叙一二于此，以供考鑒。

     事情由我重返燕京大學西語系(抗戰勝利後複學)說起，家兄祜昌一次信函中囑我查尋20年代初胡适遍求未獲的《懋齋詩鈔》。

    誰想我到校圖書館一索而得。

    此書内有六首寫到曹雪芹的重要詩篇，名貴之至。

    我據此寫一短文，置之案頭，未思發表。

    後為北京圖書館善本室專家趙萬裡見之，立即編發在報端了。

    胡适讀了，寫信給我，表示高興，兼有讨論。

    此信劄也被趙先生編發了，于是引起學界矚目。

     胡适對我拙文論點隻同意一半，我當時少年氣盛，遂又撰文與之商榷……由此一發而“不可收拾”——我本無意研究紅學，但為争辯真理，就難以中止了。

     胡先生慷慨惠借珍貴秘籍給我(一名在校青衫學子，素昧平生、一無所知之陌生青年也)，我至今感謝他對我的信任及鼓勵；但二人意見不合，逐步由商讨而變為争論：我以為他倡導印行的“程乙本”是最壞的本子，不應再讓它流行于世，再就是看他考證雪芹時代背景、家世生平，失之太簡單、太膚淺，沒有觸着曆史的真際與内核。

     這樣，激發了我與祜昌的一種真心癡意，定要把這兩方面大主題弄個水落石出，為雪芹雪冤洗謗。

    此一癡意真心，不但始終不改不懈，而且克服了百般困苦艱難、曲折誣陷……堅持到今——這就是五十年的第一條“旨義”。

     在版本問題上，我與家兄力做全面大彙校，中經抄家毀稿，撥亂反正後毅然重新從頭開始……其難萬狀。

     在考訂曆史背景問題上，下功夫遠不如大彙校了，但居然也印成了一部《紅樓夢新證》。

    從1953年秋問世起，這方面的工作也仍在與時俱進——這且按下慢表，如今先記記為版本而力争，幾乎觸及了政治風險的一段往事前塵—— 如上所述，為與胡适争版本，數十年如一日，曾未改變初衷，所以一有機會，就謀求可能的辦法，務欲将一個較好的、接近雪芹原筆本面的新定本貢獻給天下後世，不要再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