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路與想法

所以，《長生殿》開頭就大筆點睛，說是“……感金石，回天地。

    昭白日，垂青史：看臣忠子孝，總由情至。

    ”而《戚序本石頭記》第二十六回回前題詩中也恰有“畫薔亦自非容易，解得(至情)臣忠子亦良”，正謂此也。

     見了此等曆史語言，如隻知“批判封建思想”而不悟中華古代人的情感實質，那就什麼文學藝術也難多講了。

     道家呢?雖說是“太上絕情”、“至人無夢”，講“滌除玄覽(心)”，摒除雜思，一心守靜，似乎無情了；可是濠上之遊，莊、惠二人互辯“樂哉魚乎”，知魚之樂，非情而何? 佛經裡說聞法者或悲感涕泣，或歡喜奉行——既有悲有喜，可見佛之說法也要感動聽者，此又非情而何? 看來，古今大哲人，大智慧，無不為“情”的問題而大費周折，盡管貌似不同，實則“其緻一也”。

     說到此處，再看雪芹公子才人，就見出他的“大旨談情”的見解主張，是非同小可了。

     寶玉(雪芹的化身或幻相)的最大特點是“情不情”——以“情”心來對待那一切無情、不情之人、物、事、境。

     他自幼率性任情，故有“狂癡”之罪名；但他最講道理，故最能體貼他人——此即“理”也。

    比如，他心憐平兒，欲稍盡心意，卻知她是兄長房中之人，亦嫂級等次也，便不能忘理而任情。

    比如他在嫂嫂鳳姐生日那日，因情而私出城外，為盡一禮，然又服膺書童茗煙之言，盡禮之後，還須即速回家，以慰祖母，以賀賢嫂——此又非“理”而何哉? 舉一可以反三，書中類此者，在在昭然，無俟枚舉。

     是故，雪芹未嘗将“情”、“理”絕對化起來，敵對起來，勢不兩立起來。

    說《紅樓》是一部“反理教”的書，豈其然耶? 孔孟等聖賢，出于治國安民的好心，把“情”倫理道德化了。

    雪芹則是：在倫理、社會關系上，承認“理”是适可而必要的；而在獨處自便之境中，則将“情”詩化起來，藝術化起來。

    兩者并不構成絕對矛盾沖突——甚且有時是相輔相成的關系。

     情，即“天”是也。

    理，即“人”是也。

    情與理諧，是即“天人合一”的大道理——亦即中華文化的最大特色與精髓所在。

     ——我的“思想方法”頗與雪芹有相近相通之處。

    是以我說我不喜歡把事理人情割裂兩截、制造人為的對立的那種識見主張。

     我們中華人至今日常生活用語從未廢棄“情理”一詞，相反，一直遵奉運用。

    寶玉不樂于高冠禮服地賀喜吊喪的純“表演性”俗禮，是因其中已失真情，而絕不可以舉此以為“反理”之證。

    寶玉不喜功名祿位，也隻因其間隻有官氣，而無真情——他特重者是一個“真”字。

    性真情真，待人以真，對事以真……是以十分感慨于“假作真時真亦假”的俗世僞裝，作奸取巧，利己害人。

     我尊重雪芹，喜愛《紅樓》，全在于此。

    什麼“愛情悲劇”，什麼“婚姻不自由”……還有“反封建”、“叛逆者”等等識見，那是另一回事，與在下的“思路與想法”，關系就很小了。

     詩曰： 後賢難議議前賢，“情”“理”相逢仇對煎。

     細究中華文化史，天人合一否耶然? 不悔——知愧 我還是服膺曹子雪芹的話：“愧則有餘，悔又無益。

    ”八個字像是隻不過一兩層道理，其實卻是千回百轉、回腸蕩氣的人生感歎。

    不是不悔。

    若真的不悔，那愧又何來?其愧既又有餘，則其悔之深可想而知矣。

    然而，悔到底是個“馬後課”，比及知悔能悟，事情早已明日黃花，成了“曆史”，故曰無益。

    俗話還常說“追悔莫及”。

    是以萬人能悔，雖是好事，畢竟那萬人已然做成了至少一萬件錯事壞事了。

    嗚呼，豈不可悲，豈不可痛! 這麼說，其實還是一層最淺的常理。

    倘若細究起來，雪芹是個大智慧者，他那話含蘊的内情恐怕還深還厚得多。

    那“無益”，也許并不是頑固不化，執迷不悟，死不回頭；而是這種悔者，本來絲毫沒做什麼錯事，倒是做極高尚極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