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芳

我寫此文，自覺很是難為人解：因為我和他隻有一面之緣，文字上也隻收到過他的一封信劄，這樣的“交誼”，又有什麼可記的呢?然而不然，也該略記一記才是。

     我是1935年考入天津南開高中的，入學不久就聽同班的健談者告訴我說：你來晚了，巴金、何其芳都剛走了……其語氣當然是點明這都是名師，該聽他們的課。

    他還說：巴金姓李…… 那時的南開中學果真名不虛傳，簡直像個“小學府”，學生的思想十分清新活潑，校門外書店裡古今中外、期刊雜志，應有盡有。

    很快來了一批新書，看時，皆是當日名作家的小文集，袖珍軟裝，其中就有何其芳的《畫夢錄》。

    同學中有注意此書的，提醒了我，我也已見到 報上消息說《畫夢錄》得了獎，心中當然仰慕，于是就買回細讀。

     一讀之下，十分傾倒，滿心歡喜!因為那文筆确實很美。

    難忘的還有幾句話，大意是說：少女們，死了，或者嫁了——你願意聽哪一個消息呢? 這是賈寶玉的語言，讓我“回腸蕩氣”，感歎不勝(ｓｈēｎｇ)。

    由此便對何先生有崇拜之心，而且一度用意模仿他的這種美文——記得有一篇刊登在《南開高中》上。

    這可說是我在翻譯以外的文學寫作的啟端。

     但使我同時感到詫異與不快的是他寫出了一句話，那是不點名而明指南開的貶詞：他離開了北方的一所“制造中學生的工廠”!詫異，驚訝，十分不愉快。

    我不解何以這所名校會使他發生那種想法——難道還有“不制造中學生”的好地方嗎? 此疑蓄于胸中多年。

     1954年中央把我調到人民文學出版社，領導要我校訂新版《紅樓夢》時就有何先生的代序，指導讀者如何正确理解此書——也才知道他已是社科院文學所的所長。

     我們并無來往。

    在紅學諸論點上也不一緻，他傾向俞平伯(與助手王佩璋女士)的考證。

    但是他的代序出版社并未讓我取消。

    而其時一場激烈争論已延伸到紅學上：“市民說”與“農民說”各執一詞，兩不相下。

    前一說的代表是李希凡同志，後一說即是何先生的高論了。

     李希凡那時少年氣盛，也不知内情，對仍用何序大有意見，以為凡涉《紅》事，皆我之主張，十分不滿。

    來信向我說：“這個出版社還要看(它表現如何)……” 這倒“罷了”。

    誰知何先生那一邊的有關人士，又因不明内情而對我産生誤解。

     這又是怎麼一個“奧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