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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其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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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寫此文,自覺很是難為人解:因為我和他隻有一面之緣,文字上也隻收到過他的一封信劄,這樣的“交誼”,又有什麼可記的呢?然而不然,也該略記一記才是。

     我是1935年考入天津南開高中的,入學不久就聽同班的健談者告訴我說:你來晚了,巴金、何其芳都剛走了……其語氣當然是點明這都是名師,該聽他們的課。

    他還說:巴金姓李…… 那時的南開中學果真名不虛傳,簡直像個“小學府”,學生的思想十分清新活潑,校門外書店裡古今中外、期刊雜志,應有盡有。

    很快來了一批新書,看時,皆是當日名作家的小文集,袖珍軟裝,其中就有何其芳的《畫夢錄》。

    同學中有注意此書的,提醒了我,我也已見到 報上消息說《畫夢錄》得了獎,心中當然仰慕,于是就買回細讀。

     一讀之下,十分傾倒,滿心歡喜!因為那文筆确實很美。

    難忘的還有幾句話,大意是說:少女們,死了,或者嫁了——你願意聽哪一個消息呢? 這是賈寶玉的語言,讓我“回腸蕩氣”,感歎不勝(shēng)。

    由此便對何先生有崇拜之心,而且一度用意模仿他的這種美文——記得有一篇刊登在《南開高中》上。

    這可說是我在翻譯以外的文學寫作的啟端。

     但使我同時感到詫異與不快的是他寫出了一句話,那是不點名而明指南開的貶詞:他離開了北方的一所“制造中學生的工廠”!詫異,驚訝,十分不愉快。

    我不解何以這所名校會使他發生那種想法——難道還有“不制造中學生”的好地方嗎? 此疑蓄于胸中多年。

     1954年中央把我調到人民文學出版社,領導要我校訂新版《紅樓夢》時就有何先生的代序,指導讀者如何正确理解此書——也才知道他已是社科院文學所的所長。

     我們并無來往。

    在紅學諸論點上也不一緻,他傾向俞平伯(與助手王佩璋女士)的考證。

    但是他的代序出版社并未讓我取消。

    而其時一場激烈争論已延伸到紅學上:“市民說”與“農民說”各執一詞,兩不相下。

    前一說的代表是李希凡同志,後一說即是何先生的高論了。

     李希凡那時少年氣盛,也不知内情,對仍用何序大有意見,以為凡涉《紅》事,皆我之主張,十分不滿。

    來信向我說:“這個出版社還要看(它表現如何)……” 這倒“罷了”。

    誰知何先生那一邊的有關人士,又因不明内情而對我産生誤解。

     這又是怎麼一個“奧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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