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恩裕兄

與我同代同輩份的紅學同行，人數原極有限，後起的一輩人數就多起來了。

    友人曾比為“雨後之筍，過江之鲫”，那有點兒開玩笑，可也确實多得驚人。

    人一多，品類不齊，輿論的微詞時有所聞。

    也有一友告訴我，一次他在西郊參加有關曹雪芹“故居”的會，親耳聽見旁邊一位文化部的女同志正對人說：“你看×××，哪兒還像個學者?”還有天津一名青年讀者給我來信，中有一句話：“你們紅學界是樹林子大了——什麼鳥兒都有。

    ”我讀到此處，真是悚然憬然。

    鳳兮枭兮，乎鸱乎?難怪人家說話有點兒毒。

     我所以先提這些，是因為我敬重吳恩裕先生，數十年的切身經曆品評，方信他是我所交的紅學學者中人品最高尚、人心最仁厚的好人益友。

     然而我們的交誼曆程又不是很順暢的，帶着不少曲折和誤會。

    提起這，我是感慨萬分。

     最初的隔膜，略無機緣相會，對他一無所知。

    當我看到他最早發表的文章時，就見他對我有“意見”，語氣不太正常——不提賤名，隻說成“《紅樓夢新證》的作者”，提時也是為了“指謬”(其實沒錯，他後來承認了)。

    這使我納悶：我從未在文字中道及他，也不會有冒犯之可能。

     第一次與他何時何地晤面，已不記得。

    記得清楚的是1954年10月“批俞運動”剛剛啟幕那次，文化部長鄭振铎先生主持大會，到會人很多，大抵文藝界知名之士，我亦所識甚少。

    最晚一個趕到的就是吳恩裕先生。

     那時的印象留得清楚：穿一身十分樸素的灰布制服——簡易中山裝，當時人之常服也；右臂夾持一個黑皮包——此則民國時代教授身份的一種标志，也是高層知識分子的惟一“炫耀品”(當時是真皮，無人造物，很貴，隻能夾持，并非後來的手提包)。

     他入場時，頗有點兒“風塵仆仆”之緻。

    看樣子他認識的人也不多，找不到可談者，就先和我說話。

     隻見他一臉的書生氣，十分認真嚴肅，其第一句話就是：“思想批評必要，但是考證還是很重要，不能取消……” 書生氣十足。

    他似乎一點兒也意識不到這并非純學術的事情。

    我從此識得他為人真誠老實，還保存着“天真”。

     在運動中，他的情況如何，我無所知。

    真正接觸漸多、熟識而有了相互了解之後，他原先對我的一點兒莫名其妙的隔閡與誤解完全消除了，于是互訪也就多起來——還是他屈駕枉顧小舍的次數最多了。

     吳先生英國留學，從師于拉斯基(Laski)，治英國政治史，一口純正的不列颠英語發音(與今流行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