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變法皇帝 九 烏台詩案

1、蘇轼犯案 元豐二年（1079年），是蘇轼最黑暗的歲月。

    這一年，他調任湖州太守，這已經是他自熙甯三年（1070年）離開京城後第四個任職的地方。

    此前，他在杭州任滿之後，調任密州太守，密州任滿後調任徐州太守，徐州任滿後再調任湖州太守。

     按照慣例，官員調任，都要禮節性地向皇帝上表緻謝，内容無非是謝主隆恩之類的客套話。

    蘇轼卻不同，用他自己的話說，他對生活的态度是嫉惡如仇，遇有邪惡之事，則“如蠅在食，吐之乃已”，俗話說，禍從口出，蘇轼吐得多了，給人留下把柄的機會也就多了，何況還有很多人睜大眼睛盯着他，巴不得從他身上挑出一點材料修理他呢！這一次，蘇轼就因為他的臭脾氣，給人落下了話柄。

    他在謝恩表中有這樣一句話： 陛下知其生不逢時，難以追陪新進。

    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野小民。

     蘇轼在這裡以自己同“新進”相對，說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進”人物“生事”。

    古代文人因為客觀環境使然，總是習慣于在譴詞造句上表現得十分微妙，而讀者也養成一種習慣，本能地尋求字裡行間的含義。

     六月，監察禦史何大正在蘇轼的謝恩表中聞到了某種氣味，便将其中的“新進”、“生事”等語摘引下來上奏，給蘇轼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

    明明是蘇轼在諷刺他們，而他們反說蘇轼愚弄朝廷。

    偷梁換柱正是小人們的慣用伎倆。

     關于“新進”、“生事”的出處，還有一段背景。

     “新進”一詞是蘇轼對王安石引薦的新人的貶稱，他曾在《上神宗皇帝》書裡說王安石“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結果是“近來樸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

    後來正是曾擁護過王安石的“巧進之士”呂惠卿把王安石出賣了，使其罷相。

     “生事”一詞出自司馬光寫給王安石的一封信中。

    司馬光對王安石變法持反對意見，他曾給王安石寫了一封長信，信中指責變法是“生事”，于是，“生事”一詞成了攻擊變法的習慣用語。

     蘇轼的謝恩表，在定期出版的廷報全文刊載，他是名士，其手筆照例要引起人們的注意。

    謝恩表刊出之後，那些“新進”們自然就成了讀者心目中的笑柄。

     禦史中丞李定，是一個睚眦必報的小人。

    當年因隐瞞母喪，被司馬光罵為禽獸不如，蘇轼在贈朱壽昌的詩中，也曾影射過他，故對蘇轼一直懷恨在心，一直在等待機會進行報複。

    他從蘇轼的謝恩表中聞到了一股味道，立即上表彈劾蘇轼，指責蘇轼以“謝表”為名，行譏諷朝廷之實，妄自尊大，發洩對新法的不滿，要求對蘇轼嚴加查辦。

     然而，單憑蘇轼謝恩表上的一兩句話，是不足以扳倒蘇轼的。

    湊巧當時出版了一本名為《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給禦史台的新人提供了收集蘇轼犯罪證據的機會。

    監察禦史舒亶經過潛心鑽研，找了幾首蘇轼的詩，斷章取義，作為彈劾蘇轼的證據。

     蘇轼因對新法不滿而貶杭州，曆任密州太守、徐州太守，再到湖州太守，一路上他遊山玩水，放情詩酒，消磨着郁郁不得志的煩惱歲月。

    在這段時期内，他随感而發，創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詩，詩可以抒情，詩可以言志，蘇轼在他的詩中，難免會吐露自己的心聲，抒發對王安石推行的新法的不滿情緒，進而譏諷朝政。

     李定等人将蘇轼的這些詩搜集起來，斷章取義地作為蘇轼攻擊朝廷的犯罪證據。

     比如詠青苗的兩句： 赢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

     詠課吏的兩句： 讀書萬卷不讀律，緻君堯舜終無術。

     詠水利的兩句： 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

     詠鹽禁的兩句： 豈是聞韶解忘味，迩來三月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