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史和其他因素給我們的新認識(4)

可拔的壞影響。

    在這關頭，我們不能像宋明以來的理學大儒一樣，認為“人欲”一定要洗磨得一幹二淨，才能皈依“天理”。

    我們不妨接受基督教徒的想法，認為“最初基本的過失”(原罪，originalsin)，無可避免。

    曆史是這兩種力量的合力，它是好壞的摻和，也是陰與陽的折中。

    它吸收了人類的過失，也能繼續讓他們改造進步。

     我們無法把前人做的事，全部揚除。

    在大曆史上講，“一切重來”，不可能全部兌現。

    世間上重要的事情，一事隻發生一次；但是後一代的人總要在前一代人的腳跟點開始。

    這也可說是“定命論”(predestination)。

    而新舊接替，也等于印度婆羅門教和佛教所說“因果”(karma)。

     大凡我們處理人類大問題時，在檢讨生命的真意義之際，不期而然地就産生了近乎宗教的思想。

    但是我們的出發點不是神學。

    隻能說是在明史裡鑽出來，看到它與中國通史的關系，更聯想它在20世紀末期，與世界史的關系，就逼出一個哲理的觀點，用它做綜合曆史的工具，倒很合适。

     這種觀點也和所謂“曆史主義”(historicism)相近。

    我們既認為曆史是前後連亘不斷的事迹，則在以技術觀點品評王安石、朱元璋和康有為之後，實無再向他們及和他們類似的大人物拼命以道德作非難的必要。

    他們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道德立場。

    這立場既受他的時間和空間限制，則其道德标準也不是自然法規(naturallaw)面前的絕對标準。

    反面來說，我們自己也創造不出來這樣一個絕對标準。

    既有這種領悟，我們更要相信道德是一種絕對性的品質，它是人類最高的理想，我們寫曆史的人不要輕率地把它提出。

    因為用它的名義，則必須評判是非，再無妥協轉圜之餘地。

    在大曆史的範圍内，我們甯可以長期曆史上的合理性作評議的标準。

     大曆史有什麼好處?答案乃是它的大範圍能容物，有“大而化之”的意思，它能吸收、革新、感化、調和并升華各種道德的标準。

    說到這裡，讀者也須想到儒家之“恕”，僅決于“忠”，道家則連“有”和“無”都當做同出而異名。

    如果學曆史的人以這樣的眼光工作，則雖沒有用道德作口頭禅，也用不着害怕自己在漠視道德了。

     大曆史和天文相似，它在長、寬、高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