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法幫了腐敗的忙 六、教訓所在

其黴變。

    宋神宗靠王安石新法富國強兵，32座内殿庫房堆滿絹緞，又再造庫房堆積。

    如此之多的貨币，如果交給銀行打理，豈不是更可富國？如此之多的糧絹，如果投放市場流通，豈不是更可富民？一旦出現問題，即交由法庭審理，豈不是更有效率，更加省心？ 但這完全不可能。

    因為多家競争的商業銀行和獨立司法的民事法庭都隻能是商業社會的産物，農業帝國是聞所未聞的，也是不可想象的。

    這就像朝野兩黨輪流坐莊、互相監督的共和制度不可想象一樣。

    因此，原本是好朋友的王安石和司馬光，便隻好變成你死我活勢不兩立的死對頭，在既無休止又無效益的争論中同歸于盡，一個戴上“熙豐小人”的帽子被千夫所指，一個背上“元祐奸黨”的罪名被後世唾罵。

     和王安石、司馬光一起同歸于盡的還有大宋王朝。

    宋神宗和王安石去世後（公元1085年和1086年）沒多久，就發生了“靖康之難”（公元1127年初），正所謂“宋人議論未定，金人兵已過河”。

    從熙甯變法，到北宋亡國，前前後後也不過五六十年光景。

    宋神宗和王安石不但未能挽回王朝的頹勢，反倒加速了它的滅亡。

     其實更具悲劇性的恐怕還是司馬光。

    因為王安石雖然“出師未捷身先死”，畢竟還能“長使英雄淚滿襟”。

    司馬光卻隻能背上“保守派”和“頑固派”的罵名，甚至被罵作“最沒有頭腦的人”。

    不錯，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和司馬遷的《史記》确實不可同日而語，此司馬也不是彼司馬。

    但司馬光絕非沒有頭腦，甚至也未必就是“保守派”和“頑固派”。

    就算是吧，如果能讓他作為在野黨和反對派在台下對王安石進行批評和監督，不也可以糾正王安石的一些錯誤嗎？實際上，王安石的改革如果能夠穩健一些，不是也不至于弄得那樣民怨沸騰嗎？杜牧的《阿房宮賦》最後說：“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

    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複哀後人也！”同樣，如果我們今天仍然隻知道以政治态度（改革與否）劃線，對曆史和曆史人物進行道德層面上的批評，卻不知道将九百多年前那次改革的成敗得失引以為戒，那才真是哀莫大焉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