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太陽已經偏離中天。

    它的光線不再是直射，而是斜斜地照射下來。

    這會兒它照在一朵雲彩的邊緣，把它輝映得光亮閃爍，仿佛成了一座無人可以落腳的熊熊燃燒的火島。

    随後，太陽的光線照在另一朵雲彩上面，接着又是一朵，又是一朵，于是下面的海浪仿佛被一簇簇從晃悠的藍空中飄忽不定地飛射下來的火紅的羽箭給射中了。

     樹梢頂端的葉子在陽光的炙烤下微微卷曲。

    它們被飄忽不定的微風吹拂着，發出幹硬的沙沙聲。

    鳥兒一動不動地栖在樹枝上，隻是它們時不時把小腦袋敏捷地左右轉動一下。

    現在它們全都停止了鳴唱，仿佛已經厭倦了喧鬧，仿佛這豐饒的中午已經使它們感到餍足了。

    一隻蜻蜓在一根蘆葦上面一動不動地停了一會兒，然後它那藍色細線似的身軀繼續向空中飛射而去。

    從遠處傳來隐隐約約的嗡嗡聲，就像一些纖細的翅膀在遙遠的天際上下起舞，弄出斷斷續續的震顫。

    河水現在把蘆葦扶得紋絲不動，俨如有玻璃環繞着它們凝固了；随後那玻璃搖晃起來，蘆葦也随之被漂蕩得東倒西歪。

    垂着腦袋沉思默想的牛馬伫立在田野上，之後又笨拙地一步一步向前挪去。

    房屋旁邊的那個水桶上的龍頭已經停止了滴水，好像桶裡的水已經滿了，但随即那個龍頭又接二連三地連續滴了三滴。

     窗戶上變幻不定地映出一些火紅的光斑，一根樹枝的彎結，之後是一片純淨透明的空白。

    窗簾鮮紅地垂挂在窗戶兩側，房間裡箭矢似的光線投射在桌椅上面，照出它們那噴過油漆、打磨光滑的表面上的斑痕點點。

    碧綠水壺的腰肚鼓得大大的，在它的側壁上映現出那被拉得長長的白色窗簾的影子。

    光線驅走陰影，慷慨地分頭照亮房間裡的各個角落和牆壁上的所有雕飾；不過，它仍然把陰影擠壓成零亂不堪的一堆堆。

     海潮滾湧漲起，浪峰波蕩起伏，随後又崩碎四濺。

    石頭和砂礫紛紛迸濺而起。

    浪潮掠過岩石，激起高高的浪花，把片刻之前還是幹燥的岩洞四壁全部濺濕，并且在海岸上留下一片片積水；當浪潮退去之後，就會有一些擱淺的魚兒在那裡撲打它們的尾巴。

     “我已經把我的名字簽了二十次了，”路易斯說，“我，接着還是我，還是我。

    我的名字就擺在那裡，清楚，明确，毫不含糊。

    我自己也是輪廓清晰、毫不含糊的。

    不過在我身上集聚着大量繼承來的人生經驗。

    我已經活了數千年。

    我就像一條蛆蟲，蛀進了一棵極其年深日久的橡樹的樹幹。

    但是，現在我很堅實；現在，在這個明媚的上午，我的精神狀态非常集中。

     “太陽在清澈的天空中閃耀。

    但是到了十二點鐘，我所關心的，既不是落雨也不是天晴。

    這是約翰遜小姐托着一個鐵絲筐把我的信件給我送來的時間。

    在這些雪白的紙張上我簽下我的名字。

    樹葉在沙沙細語，水沿着水槽嘩嘩流下，濃蔭深處點綴着大麗花和百日草；我，一會兒是位公爵，一會兒是柏拉圖、蘇格拉底的同伴；是漂泊四方的皮膚黝黑或皮膚焦黃的人的跋涉之旅；是那永恒的行列，婦女們提着公文包走過斯特蘭德大街，就像她們曾經頂着大水罐走向尼羅河；我那包含着很多方面生活的卷曲和疊緊的所有篇頁，現在全都凝聚在我的名字當中；有時清晰、有時含糊地銘刻在紙頁上。

    現在，作為一個成熟的男人；現在，無論是挺立在陽光下或風雨中，我都必須像一把斧子，重重地砍下去，用我絕對的力量砍向一棵橡樹。

    因為如果我左顧右盼，誤入歧途，我就會飄落如雪，消融磨滅。

     “我有點愛上了打字機和電話。

    通過信件、電報和打到巴黎、柏林、紐約去的電話上簡約而有禮的命令，我已經把我許多方面的生命融合成了一體；憑着我的勤快和堅毅，我已經在那張地圖上畫出了一條條路線，從而把世界上各個不同的地方聯系到了一起。

    我喜歡在十點鐘準時走進我的辦公室；我喜歡這幽暗的桃花心木閃閃爍爍的紫色光澤；我喜歡這桌子和它鮮明的輪廓；還有這拉起來溜滑的抽屜。

    我喜歡那伸着話筒口、承受我低語的電話機，還有挂在牆上的日曆；以及約會備忘錄。

    跟普朗蒂斯先生約在四點鐘；跟埃雷斯先生約在準四點半。

     “我喜歡被請到伯查德先生的私人辦公室，去彙報我們和中國的商業往來。

    我希望能繼承一把扶手椅和一張土耳其地毯。

    我勤奮地工作；我克服擺在我面前的種種疑難，把商業遠遠擴展到世界上沒有秩序的每一個地方。

    隻要我堅持不懈，在無序的世界建立起秩序，那麼有朝一日，我就會發現我擁有了查塔姆曾經擁有的地位，擁有了皮特、柏克以及羅伯特·皮爾擁有過的地位。

    那樣，我就可以祛除一些污點，抹去一些舊恥：那個從聖誕樹上摘下一面小旗給我的婦女；我的口音；挨揍和種種别的受難；那幫吹牛皮的小夥子；我的在布裡斯班銀行裡幹事的父親。

     “我曾經在一家餐館裡讀我所喜歡的詩人的作品；而且，我一邊攪着咖啡，一邊傾聽那些小職員在小桌上打賭，觀望女人們在櫃台前猶疑徘徊。

    我以為，無論什麼事情都不應當是不相幹的，比方說随手扔在地闆上的一張發黃的紙頭。

    我以為，他們的奔波總得有個目标；他們理應在一個威嚴主人的指揮下，每周賺到他們的兩鎊十先令工錢；到了夜晚應當有一隻手來照拂我們一下，有一件長袍來裹住我們的身子。

    一旦我愈合了這些裂痕，一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