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點點土豆仔…… 裝炸藥的籃子和毛絨玩具

那次，我完成了一項任務，不能繼續留在村裡，就投奔了遊擊隊。

    幾天後，蓋世太保進村抓捕我的家人。

    雖然弟弟僥幸逃脫，但母親被他們抓住了。

    敵人殘酷地折磨我的母親，向她拷問我的行蹤。

    母親被關押了兩年，在這兩年裡，每次搜索行動，法西斯都把她和其他婦女一起，押在最前面。

    他們害怕踩到遊擊隊的地雷，所以總是逼着當地居民走在自己前面，如果遇上地雷，群衆就會被炸死，德國兵們就得以保全性命。

    整整兩年，他們就這樣押着我母親…… 不止一次了，我們正要打伏擊開火，突然發現婦女們走在前面，德國人走在後面。

    等她們走近了，又看見自己的親人都在裡頭。

    這時大家最提心吊膽的，就是遊擊隊長下令開槍，大家都在痛苦的煎熬中等待指令。

    一個人小聲嘟哝：“那是我媽。

    ”另一個人也說：“那是我小妹。

    ”還有人發現了自己的孩子……我母親總是圍着一條白頭巾。

    她個子高，所以大家常常最先認出她。

    往往我自己還沒有看見她，别人就告訴我：“你媽媽在那兒……” 射擊命令一旦下達，你就必須開槍。

    在那個關頭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朝哪兒開槍了，腦子裡隻有一個想法：緊緊盯住那塊白頭巾——看看媽媽是活着，還是倒下了？那塊白頭巾很顯眼……隻要槍聲一響，鄉親們和敵人都向四處跑開，也就會有人被擊中倒下。

    如果我沒有弄清楚媽媽是否還活着，就會一連數天心神不定，坐立不安，直到聯絡員從村裡回來，告訴我媽媽還在，我才又恢複正常。

    就是這樣，直到下一次伏擊，再經曆一回。

    這種事要是擱在今天，我是怎麼也受不了這種刺激的。

    可當時我非常仇恨法西斯，就是這種仇恨，支撐我挺了下來…… 直到現在，我的耳邊還時常出現一個小孩子的慘叫聲，一個被扔到井裡的孩子的叫聲。

    您哪裡聽到過那種聲音啊？那孩子被扔進井裡時，尖聲凄厲，簡直像是從地獄裡，像是從陰曹地府傳出來的聲音。

    那已經不是孩子的喊叫聲，甚至不是人的聲音了……還有，誰看到過一個年輕小夥子被鋼鋸活活鋸成幾段？……那是我們的遊擊隊戰友……從那兒以後，我每次執行任務，心裡就隻有一個念頭：殺敵報仇，有多少殺多少，用最無情的方法消滅他們！我一看到法西斯俘虜，就想活活掐死他幾個。

    用我的雙手掐死他們，用我的牙齒咬死他們。

    我都不想開槍擊斃他們，這種死法對他們太便宜了。

    我不想用武器，不想用槍去殺死他們…… 在法西斯逃跑之前，這時已經是1943年，他們槍殺了我母親……我媽媽就是這樣的人，在臨死前還在為我們祝福： “堅持下去，孩子們，你們應該活下去。

    就是死，也不能随随便便地死……” 媽媽并沒有說什麼豪言壯語，她說的隻是普普通通女人的話。

    就是想我們能活下去，并且要讀書學習，特别是學習。

     跟她一起關在囚牢裡的婦女後來告訴我，每次母親被押出去時，都請求她們：“噢，姐妹們，我隻有一件事挂在心上，如果我死了，請照顧我的孩子們！” 所以，待戰争過後，當我回到老家時，母親的一位難友便把我帶到她家去生活——雖然她也還要養活兩個小孩子。

    法西斯把我們家的茅屋燒掉了，我弟弟犧牲在遊擊隊裡，媽媽被槍殺，爸爸還在前線打仗。

    爸爸從前線回來時，滿身的傷、滿身的病，沒有活多久也去世了。

    就這麼一大家子人，到頭來隻剩下我孤零零的一個。

    母親這位難友自己也很窮，再加上兩個很小的孩子。

    因此我決定離開她，随便到什麼地方去。

    她哭着，不肯放我走。

     我得知母親被敵人槍殺後，變得神志不清，心智恍惚，常常不知自己身在何處。

    我一定要找到她的屍體……敵人槍殺她們後，把屍體埋在一個很深的防坦克壕裡，又用推土機在上面碾過。

    人們在現場指給我看，媽媽當時站在什麼地方，我就跑過去用雙手挖了起來，找出了好幾具屍體，我憑着媽媽手上的一枚戒指認出了她。

    看到這枚戒指，我大叫一聲，就不省人事了。

    幾個女人把母親的屍體擡回來，用罐頭盒舀水洗淨她的身子，安葬了。

    我現在還保存着那個罐頭盒。

     一連幾夜，我在床上輾轉反側，不能擺脫愧疚：媽媽都是因為我才死的啊。

    可是，也不全是因為我……如果我因為擔心自己的親人而不去抗敵，如果另一個人也這樣想，如果第三個、第四個人也都這樣，那就不會有今天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