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車上的男人

百二十美元固然不多，但對當時的我來說，還是被剜了一刀的。

    那時我正懷着孕，丈夫找不到工作。

    丈夫是off—offBroadway的演員，有事做也掙不了多少錢。

    生活費主要靠我來掙。

    ” 說到這裡，她停下喝了口葡萄酒，似乎想用酒來觸發往事的回憶。

     “中意那幅畫？”我試着問。

     “畫并不中意。

    ”她說，“剛才也說了，畫本身也就比外行筆下的強一點點，不好也不壞。

    我中意的是畫上的年輕男子，是為了看那男子才買畫的，沒别的目的。

    捷克人為畫得到承認而喜出望外，德國小夥子也有點吃驚，但他們怕是永遠理解不了的，理解不了我買那幅畫的真正意圖。

    ” 聖誕節頌歌磁帶也至此轉完，随着“咔嚓”一聲響，深重的沉默籠罩了我們。

    她在粗花呢裙子上叉起手指。

     “那時我二十九歲。

    按一般說法，我的青春快過去了。

    我是想當畫家才到美國來的，結果畫家沒當成。

    我的手不如我的眼睛厲害。

    我什麼東西也沒能用自己的手創造出來。

    那畫上的男子，我總覺得他就像是我自身失卻的人生的一部分。

    我把畫挂在住所房間牆上，每天看着它過日子。

    一看到畫上的男子，我就痛感自己的損失是何等慘重，或者是何等輕微。

     “丈夫常開玩笑，說我戀上了那個男子。

    我總是一聲不響地盯視那幅畫，也難怪他那麼想。

    但他沒有說對。

    我對那男子懷有的感情類似sympathy。

    我所說的sympathy不是同情不是共鳴，而是指兩人一起品味某種無奈。

    您可明白？” 我默然點頭。

     “由于看出租車上的男子看得太久了，不覺之間他竟成了另一個我自己。

    他理解我的心情，我理解他的心情。

    我懂得他的無奈：他被禁锢在名叫平庸的出租車中，他無法掙脫出來，永遠，真正的永遠。

    平庸讓他在那裡栖身，把他囚在以平庸為背景的牢籠裡，您不覺得可悲嗎？”她咬着嘴唇，沉默了一陣，又開口道，“總之就是這麼一件事，沒有藝術感染力沒有沖擊力，什麼都沒有，感性也好皮膚性沖擊也好都談不上，但如果您問留在心中最久的畫，倒有這麼一幅，隻此一幅。

    這樣理解可以麼？” “有一點想問，”我說，“那幅畫現在還在嗎？” “不在了，”她應聲回答，“燒掉了。

    ” “什麼時候？” “一九七一年，一九七一年五月。

    覺得倒像最近的事，實際上快過去十年了。

    各種麻煩事一個接着一個，使得我決心和丈夫分手返回日本，孩子也放棄了。

    具體的我不太想說，請允許我省略掉。

    那時我什麼都不想要了，無論什麼，包括那裡俘虜過我的所有理想、希望、愛，以及它們的殘影，一切的一切。

    我從朋友那裡借來敞篷卡車，把房間裡所有東西運到空地，澆上煤油燒了。

    ‘出租車上的男人’也在裡邊。

    您不覺得那情景挺合适放感傷音樂？” 她微微一笑，我也報以微笑。

     “燒畫我并不可惜。

    因為燒在使我本身獲得解放的同時也解放了他。

    他通過燒而得以從平庸牢籠中解放出來。

    我燒了他，燒了我的一部分。

    那是一九七一年五月一個天朗氣清的下午。

    之後我回到了日本。

    您看，”她手指房間四周，“就這個樣子。

    我在經營畫廊，生意一帆風順。

    怎麼說好呢，我有經商才能吧，肯定。

    現在獨身，沒什麼難受的，也過得挺舒服。

    不過，‘出租車上的男人’的故事并沒有在一九七一年五月下午紐約的一塊空地上結束，還有下文。

    ” 她從煙盒裡取出一支煙，用打火機點燃。

    攝影師輕咳一聲，我在椅子上換個姿勢。

    煙徐徐上升，被空調機吹散消失。

     “去年夏天，在雅典街頭遇上了他，是他，是‘出租車上的男人’，沒錯，的确是他。

    我在雅典出租車的後座同他坐在了一起。

    ” 那完全是偶然。

    她正在旅行，傍晚六時許從雅典埃及廣場前搭出租車去巴西裡西斯·索菲斯大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