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 新活力：今日青年文學的高地

有的》、《茑蘿行》，宋潇淩的《生活藝術》、《個别女人》，魯雁的《最後的莊稼》，張繼的《村長的玉米》，王秀梅的《零度火焰》、《彼岸的舞台》，瓦當的《我的父親母親》，南北的《愛情門票》，桑邑的《一直往東走》等等，令人們對一向溫吞的山東青年寫作力量難以視而不見。

     不能小觑的甯夏的“三棵樹”——劉繼明、石舒清和金瓯，甘肅的葉舟，佳作連連，後勁十足，給世人展現了西北青年小說出色的純正和深遠的文學景觀。

     相形之下，近年北京上海的新人顯得匮乏，除了潘向黎、陸離、葉開等持續穩定地發表有一定影響的作品外，很少出現令人眼亮的新星。

    倒是福建的須一瓜、陳希我、北北，湖北的李修文，四川的麥加，深圳的謝宏，廣東的巴橋、盛可以、黃詠梅、央歌兒、吳君，河北的劉建東、李浩，貴州的謝挺、盛慧，吉林的金銀順、劉慶、王齊君等人，使得中心城市之外的文學力量顯得風情萬種。

    

新活力與中年文學的差異

今天，活躍于文壇的中青年小說家在言說立場上的分化遠比藝術形式上的區别要明顯，當然更明顯的是，對這些小說家的對比性選擇有我自己的趣味限定。

     如今的中年作家大都是在精神傾向和小說文體上為八十年代添加不安分因素的骁将。

    那時候，他們得到了長期壓抑後的迅猛噴發的時機，文學的意識形态性仍然處于強化狀态，隻要膽子大一點動作怪一點故事講法新奇一點，都有可能被評論界誇大為“打破禁區”或者“新潮”、“先鋒”，并有可能成為文學史上的劃時代圖标。

    曆史背景上文學性的蒼白襯托着他們的新探索的陌生效果，等到他們成為中年作家的時候，風格已經基本定型，寫作當然還要繼續，而他們以創世紀般的熱情所留下的那些作品，已經成為新一代青年作家的文學背景資料，青年畢竟要有所超越才能獲取文壇準入資格。

    今天的青年作家身上已經沒有可能被貼上代表思想解放進展的金光，文學處于時代主潮的邊緣，他們努力要生長的林帶還要處在事先已經抽穗結粒的中年莊稼地的邊緣，茁壯成長的難度和勇氣可想而知。

    因而，言說立場的微妙變化也是時勢所趨。

     可是我們看到，今天在中短篇小說領域，在讀者号召力方面，中年和青年或許可以平分天下；但在長篇小說方面，中年作家整體上仍然占着上風：韓少功、賈平凹、李佩甫、莫言、尤鳳偉、王安憶、張承志、張炜、鐵凝、葉兆言、陳世旭、趙本關、黃蓓佳、閻連科、周大新、範曉青、趙德發、潘婧……提起來就是一長串。

    而青年作家實在很難湊成一樣齊整的陣容：戴來、紅柯、艾偉、李馮、荊歌、邱華棟、葉彌、徐坤、魏微、朱文穎、劉建東……在藝術形式方面，中年作家走得更遠，青年作家在長篇小說的架構把握等藝術能力方面整體上不如中年老手——可是，在語風以及對曆史和現實的言說立場上，青年作家的超越氣質則是鮮明的，至少，他們褪去了中年作家普遍存在的代言偏執和表達的不自然痕迹，曆史、精神、天理、人欲不再是刻意而為的符碼，小說的人物、場景、叙述、描寫、對話等基本因素不再是作者本人的偏見或“時代共識”的道具。

     在廣有影響的代表性中年作家和優秀青年作家之間，存在着言說立場和藝術趣味的“顯”與“隐”的分别。

    當然，這種分别主要存在于“現實主義”與“知識分子”寫作特征較為鮮明的作家中。

    相形之下，莫言、閻連科、葉兆言等就幾乎沒有這種中年寫作特征。

     這大概也就是種莊稼的和種樹的價值差異所在。

    套用傳統文論的說法，他們的審美力量的對象化過程和效果肯定不同。

    侍弄莊稼的過程——選種、翻耕、施肥、除草、間苗、松土、澆水、滅蟲……因為有足夠的經驗，從一開始就預設了猶在眼前的美好景象，然後就是上述精耕細作，然後就是豐收在望，然後就是顆粒歸倉。

    在講求溫飽實用的國度，糧食總是最基礎的物質需要。

    中年作家的突出本領是把小說裡的精神性充分物質化，可以解決“思想”的需要，較為醒目地發揮顯而易見的社會批判功能。

    總之，可以提供現時代的“精神食糧”。

    種莊稼的收成自然顯得比種樹可觀，我們可以在媒體上看到許多碩大的西瓜王白菜王土豆王，我們卻看不到年輕的樹王。

    尤其是有的中年作家習慣宣稱一部新作品寫了多少年，大概是把審美對象化的過程延長到了學農、選地、開荒的日子，但是他年年都有長篇問世。

    有時一年兩三部，則可視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