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二 人民不答應

族優質，成為最大的商業元素。

    日本也有此傳統，1904年日俄戰争前夕，忙忙叨叨地僞造了武士道，一路增強，而之前，武士是低級官僚，大衆崇拜的是中國人和自稱有劉邦血統的日本貴族。

     日本沒有武士傳統，從他們的武聖——宮本武藏聊聊無幾的曆史記錄，便可看出，那是一個被曆史忽略不計的人，小人物。

    僞造武士道，隻為給傳統文化找一個向大衆傳播的載體。

    總之，他們成功了，确立了民族優質。

     而八十年代至今的電影實踐，則是以抹殺民族優質為前提的，一直在學港片、美國片裡的商業元素，我們如此熱衷于元素，出現了《電影元素》、《戲劇元素》等流行書，隻顧偷招，總愛找現成便宜，放棄了思索和傳統。

     加上我們百年來的習慣動作，不是确立民族優質，而是诋毀民族優質，五四以來的名人，都在做民族批判。

    幾位導演有建立民族優質的自覺，但上上下下都沒有這個需求，沒有大方向的共識和熱情，也就無力了，整體迷失。

     八十年代有一場非常奇怪的文藝論戰，文藝片和商業片之争。

    兩個概念，本沒什麼好争的，也是借二者來說事，從文字記錄上看，師輩們之所以熱烈歡迎商業片時代到來，是企圖借市場勢力，為創作争取更大空間，想在“商業原則”下藏身，以“觀衆不答應”為自己撐腰。

     可惜滾滾而來的商業，如此低端，辜負了純真善良的師輩們的厚望。

     “人民不答應”的話語權，落在了商家手裡，資方和制片方往往具備“比你更懂電影”的姿态，是現今影視圈的常态。

    好萊塢的電影體系，導演多是執行導演，劇本定型權、剪接權和選角權在制片人手裡——創作者受壓制，是有雄厚理論依據的，他們喜歡這樣。

     但我們整體上還不是好萊塢，美國也非世界唯一标準。

    清末以來，對國外理論斷章取義，是人們為自己謀權謀利的主要手段，比如晚清重臣張之洞就認為，春秋時代的百家争鳴，不是思想自由，而是諸子是故作偏激，他們博名謀利，在錯亂學問。

     人人謀私利的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