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汪榮祖）

李敖和我合寫《蔣介石評傳》，既屬偶然，又有其必然性。

     李敖早年第一部傳記作品是《胡适評傳》，原計劃十冊，隻出了一冊，不是寫不下去，而是不願意再把精力花在一個人身上。

    我自己寫完《郭嵩焘與道鹹同光時代》一書稿後，也不想再寫人物傳記。

    兩個人都不想，卻又聯手，同做馮婦，豈非偶然？ 不過，偶然的背後有其必然，如箭在弦，不得不發。

    天下皆知李敖是蔣家在台灣極盛時期的“異己分子”，因而備受白色恐怖之害、牢獄之災，自然恨蔣入骨。

    不過，李之恨蔣有異于蔣之恨共。

    蔣氏父子痛恨共産黨，不僅自己忌諱不談，而且查禁“匪書”，也不準别人看、别人想、别人談，完全是避之若吉的态度。

    而李敖痛恨蔣介石則在牢底讀穿《蔣總統言論全集》四十大本，密密眉批，标簽猶在。

    出獄之後，更廣事搜羅有關文獻，不放過片言隻語，将中國内地出版的各類文史資料中有關蔣介石的篇章，網羅殆盡。

    完全是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的态度。

     李敖以一人敵一黨，全台灣沒有第二個，其勇氣已經可嘉，當然不能期盼他以文字打倒蔣政權。

    然而自然規律請走了蔣氏父子，終結了一個朝代。

    李敖在剃刀邊緣批蔣的時代也一去不返，勝利感之餘，不無毋須批蔣的遺憾。

    但是遺憾之餘，卻又發現無心栽柳柳成陰。

    那無心之柳乃是為了批蔣而累積下來的大量研究成果，他的“知彼”功夫，早已使他成為研究蔣介石的“學術權威”，對蔣了解之深，已臻顯微鏡觀察的程度，使蔣介石在李敖的研究裡，骨肉袒裎，毛發畢舉。

    這種“成果”如果與“朝代”一起随風而逝，未免是學術上的損失。

    是我主動向李敖提出，何不把這些成果綜合起來，寫一部評傳，亦可謂功不唐捐。

    李敖甚以為然，但是他于血戰玄黃之後，頗有厭倦之感，更不願獨力任此“艱巨”，要我做他的“戰友”，我既提議在先，豈能臨陣逃卻，多年醞釀後，我們終于一九九四年的三月裡動筆，洋洋灑灑到同年九月已寫下四十餘萬字左右的初稿。

     我們合寫得很順利，在朝代結束以後，大有隔代修史的感受。

    當我們有不同意見的時候，由史料與證據來做裁判與論斷。

    我們雖遠隔大洋(李敖住在太平洋之濱，我住大西洋之濱)，但由于現代電話、電傳通訊的便利，确實是天涯若比鄰。

    一九九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