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粵海波瀾多

到上海。

    可是一星期後(三月二十七日)，他又回到甯波。

    直到四月九日，孫中山同意他不負“東路讨賊軍”之責，他才在四月十五日，由上海啟程。

     第十二次——六月十五日，孫中山任命蔣介石為大元帥行營參謀長。

    可是，七月四日早上，蔣介石忽然又要“引退為安”了。

    到了七月十二日，他終于“憤而辭職，避往香港”。

    (頁四十)七月十四日，又由香港轉回甯波。

    孫中山于是安排了蔣介石“有志西圖”的計劃，決定派他到蘇聯去。

    八月十六日，蔣介石由上海啟程了。

     第十三次——十二月十五日，蔣介石回到上海，但是，他卻又遲遲其行，不肯到廣州去。

    十二月三十日，孫中山等不及了，去電催蔣介石，說： 譯轉介石兄：兄此行責任至重，望速來粵報告一切，并詳籌中俄合作辦法，台意對于時局所有主張，皆非至粵面談不可，并希約靜江、季陶兩兄同來，因有要務欲與商酌也。

    孫文。

    敬。

    (第五冊，頁七十六至七十七) 于十二月二十六日，汪精衛已有信緻蔣介石，說：“今諸問題待兄至而決，兄遲遲不來，黨事無形停頓，所關甚大。

    軍官學校由兄負完全責任，辦理一切，條件不得兄提議，無從進行。

    諸如此類，非兄來不可……”(頁七十七至七十八)再過兩天後，廖仲恺也有信緻蔣介石，兩日後，說：“請兄最遲明正四日船，偕精衛、鮑君等同行，萬不能再延，否則事近兒戲。

    黨務改組後，而可乘此惰氣乎？……”(頁七十八)簡直是責備蔣介石行事已近“兒戲”了。

    可是，盡管函電交催，蔣介石卻照樣遊山玩水。

    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一九二三年十二月條下明寫： 公半月來，息影慈庵。

    拂案焚香，繞茔撫樹。

    入夜，閑躅山門外。

    嶺上寒風，松間明月，清景耐人尋思。

    與次公子緯國相伴守，穆如也。

    一日，讀武侯出師表，乃感忠孝同源，其性光照千古，自喜素所為文，多與此旨符合。

    (頁七十九) 直到第二年(一九二四)一月十六日，他才動身去了廣州。

     第十四次——一月二十四日，孫中山派蔣介石為陸軍軍官學校籌備委員會委員長。

    二月三日，孫中山又任蔣介石為中國國民黨本部軍事委員會委員。

    當時孫中山的本意，并不是把陸軍軍官學校校長給蔣介石做，而是要給許崇智做。

    蔣介石心存不滿，就在刀口上突然一走了之，回到奉化。

    他是二月二十一日“拂然而行”，徑自出走的，二月二十三日，孫中山隻好派廖仲恺代理軍校籌備委員會委員長。

    二月二十五日，鄧演達銜孫中山之命，到奉化拉蔣介石回廣州，蔣介石不肯。

    二月二十六日，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緻函蔣介石，說： 徑複者，頃準執事函開：“前蒙總理委辦陸軍軍官學校，自維愚陋，不克勝任，請另選賢能接替，所有該校籌備處，已交廖仲恺同志代為交卸，以免贻誤黨事。

    ”等由，經面呈總理，奉批：“該委員長務須任勞任怨，勉為其難，從艱苦中去奮鬥，百折不回，以貫徹革命黨犧牲之主張，所請辭職，礙難照準。

    ”等因。

    奉此，相應函複，即希查照為荷。

    此複蔣介石同志。

    中央執行委員會秘密處啟。

    (第六冊，頁六) 三天以後(二月二十九日)，孫中山親電蔣介石，說： 滬執行部轉介石兄：軍官學校，以兄擔任，故遂開辦。

    現在籌備既着手進行，經費亦有着落，軍官及學生遠方來者逾數百人，多為慕兄主持校務，不應使熱誠傾向者失望而去。

    且兄在職，辭呈未準，何得拂然而行？希即返，勿延誤!孫文。

    豔。

    (第六冊，頁七八) 到了三月七日，廖仲恺電胡漢民，略述蔣介石走後，使軍校陷入“勢成騎虎”的苦況，說：“介(蔣介石)不來，學生、學校皆不了，隻有迫弟自殺謝人，務請催介行，勿延。

    ”可是，蔣介石還是在鄉不動。

    三月二十一日，廖仲恺再電蔣介石，說：“先生(指孫中山)将順兄意，不為不至，兄當有以慰之。

    兄可敝屣尊榮，不能敝屣道義也。

    ”(第六冊，頁三十三)三月三十一日，許崇智由上海到奉化勸駕。

    蔣介石又“拿喬”了半個月，才在四月十九日從上海啟程。

    四月二十一日，回到廣州，見孫中山。

    孫中山在五月三日發表蔣介石為陸軍軍官學校校長兼粵軍總司令部參謀長，從此以後，軍權逐步由蔣介石取得，當然再也不出走了。

     關于這一層孫蔣關系的真相，曆史學家從來不追究，今把真相排比結果，發現蔣介石至少有十四次的脫隊紀錄(包括“拂然而行”、留書而去、不告而别等等)，而使孫中山直接間接“不勝感冒之至”!蔣介石自稱是“追随”孫中山多年的忠實信徒，但在“追随”過程中，竟有這麼多次的脫隊紀錄，倒真令人大為驚歎也!也許蔣介石來去進退忒多，有“敝屣尊榮”的意味在内，但廖仲恺說得好：“兄可敝屣尊榮，不能敝屣道義!” 前後十四次脫隊紀錄，到底是敝屣了什麼呢？倒可以仔細分析—下。

    蔣介石雖一再向孫中山讨價還價，但技巧地保持渠道暢通，不緻因價錢談不攏而破裂。

    從最淺顯的道理也可看出，蔣介石的這種表現，對“革命”不忠，對孫中山不義。

    這種不忠不義的背後，浮現“瑞元無賴”的性格。

    蔣介石自小不如意時就會耍賴。

    不忠不義也就是耍賴的表現。

    他不如意，因他不願意在别人手下當參謀，他在給鄧铿(仲元)的私函裡已說得很清楚，他不願意“為他人做嫁衣裳”!因而，孫中山要他去幫陳炯明做事，就老大不高興。

    不僅一再出走，還要在孫中山面前講陳炯明的壞話，表演兩面手法，以離間孫、陳關系。

     蔣介石初奉孫中山之命投效粵軍時，在緻鄧铿信中，恭維陳炯明，如謂： 弟流連于本軍者已越一載，始以足下推毂之重，即以總座(指陳炯明)愛護之深，故敢竭盡驽鈍，效其驅馳，以助總座者助本黨，公義私情所由來也!(蔣中正《革命書簡》頁十六) 但是蔣介石才不肯對陳炯明“效其驅馳”呢!即所謂言不由衷。

    當蔣介石出走時，陳炯明雖派人兼程挽留，并謂：“粵軍可百敗而不可無兄(蔣介石)一人。

    ”如此誠意，而蔣介石竟不肯留下，當這一年(一九一八)八月，回到上海卻向孫中山數說離開的理由，竟是“因為陳炯明縱容部下，诋毀孫中山”，才憤然去職! 從《陳潔如回憶錄》中也可以看到，蔣介石向他新婚妻子透露他的“野心”，如謂：“他(蔣)對我說，我不以做一個普通的領導人為滿足，以使你可以看重我。

    有了孫先生的影響力和關系，我的前途會順利的”(上冊，頁一二九)，以及怨恨他上司陳炯明的痕迹。

    有一次鬧翻，竟因陳炯明的手下戲稱孫中山為“孫大炮”!(上冊，頁一三六)這不僅是如陳炯明所說，蔣介石太沒有幽默感，根本是借故生事，壓根兒他不願意在陳炯明手下做事。

     然而在鬧翻之前，陳炯明在孫中山心目中分量很重，絕不是蔣介石可以取代的。

    陳字競存，是老廣(廣東海豐人)，也是老革命，生于光緒年間的一八七八年。

    一九O九年冬天，他以廣東咨議局議員的身份到上海參加聯合會，與革命黨取得直接聯系，正式加入同盟會，可說是革命老同志。

    一九一O年參與倪映典廣東新軍起義失敗，繼又參加一九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的黃花崗之役，幸而生還。

    辛亥革命後曾任廣東都督，以反袁失敗而遠走海外，但因不肯打指模，未加入中華革命黨。

    孫中山于一九一九年南下護法，與陳炯明合作，以籌組革命黨自己的武力。

    陳炯明所組成的粵軍，成為孫中山唯一的槍杆子，并在漳州一帶建立根據地，替孫中山奪回廣州。

    一九一九年十月十日，孫中山改組中華革命黨為中國國民黨。

    一九二O年十月二十九日，孫中山大喜，當天寫信給蔣介石，表示了他對陳炯明的倚仗之殷： ……競兄此番回粵，實舉全身氣力，以為黨為國，吾人亦不惜全力，以為競兄之助。

    同德同心，豈複尋常可拟。

    我望競兄為民國元年前之克強(黃克強)、為民國二年後之英士(陳英士)。

    我即以當時信托克強、英士者信托之。

    我所求者，惟期主義政策，與我一緻，即我所謂服從我三十年來共和主義，而豈若專制之君主，以言莫予違為得意耶？兄與英士共事最久，亦知我所以待英士矣!兄不妨以我之意思盡告競兄也。

    (毛思誠前引書第三冊，頁十七) 這封信，蔣介石看過後心裡一定不是滋味。

    但是孫、陳關系不是蔣介石一時之間可以破壞得了的。

    一九二一年五月五日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陳炯明且當了陸軍總長兼内務總長。

    孫、陳終于鬧翻，主要是因為兩人政見不同。

    孫中山想要以廣東為基地，打算武力統一中國。

    這種北伐的想法，與吳佩孚要南伐，雖主義不同，心态是一樣的，所以章太炎斥之為“一丘之貉”，甚至叫孫中山是“南方的吳佩孚”。

    陳炯明則贊同章太炎等倡導的“聯省自治”，他認為中國問題要走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