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喊着革命反革命

七；另參閱WuT’ien-wei，ChangKai-shek’sApril12thCoupof1927P．154) 蔣介石于三月二十六日自安慶抵達上海，了解到中共與工會的實力，頗感驚異與不安。

    緣自三月二十一日，東路軍前敵總指揮白崇禧兵臨上海城郊，因怕帝國主義軍事幹涉，不敢遽攻，然而市内總工會組織第三次大罷工，發動五十萬人，終于克複上海。

    周恩來與顧成章指揮下的武裝工人糾察隊，約有二千七百餘名。

    蔣抵滬後，立即受到右派分子以及買辦、幫會、帝國主義者的包圍與支持，實力亦屬不小，何況還有包括桂系在内的武力後盾。

    三月二十八日吳稚晖就提出“請查辦共産黨”呈文，拟斷然結束孫中山的容共政策。

     吳稚晖是個進了大觀園的劉姥姥，“一貫以插科打诨的醜角姿态出現”，以博取主子的歡心。

    自中山艦事件以後，一直為蔣開鑼喝道、保镖幫腔，此時在滬倡議清黨既是奉命辦事，也是善體君意。

    蔣介石蓄意清黨已久，到上海後更感“吾道不孤”。

    但是清黨分共牽涉到國民黨根本政策的改變，不僅茲事體大，而且影響到整個革命的前途，更不必說因分裂可能造成的嚴重後果了。

     就在此緊要關頭，國府主席汪精衛返抵國門。

    汪氏不是悄然返國，而是在國民黨同志們千呼萬喚始歸來，尤其是由于國民黨内部危機四伏，切望汪能複職扭轉乾坤。

    即使是蔣介石，雖然在心中或私下不願汪回(見陳公博《苦笑錄》)，但在表面上仍然是函電懇請，甚至要派張靜江、李石曾到法國去迎駕，說是“非兄速回，不能補救；望兄之切，無由表示，請以兄念弟愛弟者，而測弟孺慕之情為何如”，甚至假仁假義地說：“如兄不來，則弟唯有辭去一切職務，以謝國人。

    ”(引自蔡穗金《汪精衛評傳》，頁一一五)汪精衛終于繞道俄國，自海參崴回到了上海，那天正好是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愚人節。

    汪氏回國後的遭遇，确有不少“愚人”的意味。

     蔣介石親往碼頭迎汪，移樽就教，辟室密談。

    蔣之意旨十分明确，即要汪跟他一起清黨反共趕走鮑羅廷，采取斷然措施。

    這當然也是蔣支持汪“主持一切”的條件。

    但是汪精衛是國府主席，雖稱病出國，主席一職仍由人代行，而三中全會繼續被選為黨的最高領導人，總不能跟在一個總司令後面擅自做重大的政策改變，否則何異吳稚晖之投靠，更置武漢黨中央同志于何地？即使要改變政策，亦應從長計議，召開黨的四中全會來決定，誠如汪氏緻函李石曾時所說，聯俄容共政策，“絕非不可更改，然更改必須依據黨的紀律，非可以個人自由行動，亦非武力可以迫成。

    ”(《汪精衛全集》，頁一八四)汪之不能應蔣之求，留滬“清黨”，是必然的。

     蔣介石及其“清黨”的附和者顯然在汪面前，力數共産黨的“陰謀”，要打倒國民黨、打倒三民主義，以及制造恐怖、引發外交沖突等等。

    這種指控如果屬實，當然有違當初國共合作的原則、破壞了合作的基礎，于是汪在上海兩次往訪中共總書記陳獨秀，欲探明真相。

    陳力言絕無此事，親筆作書，并表之于《汪陳聯合聲明》之中，以昭公信。

    陰謀既系謠言，則蔣介石用武力“清黨”的主張便無着落，汪自無不維護聯共政策之理，故汪陳于聯合聲明中說： 兩黨合作，本有各種不同的方式、重要之點，是在兩黨大多數黨員，雙方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