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黃金十年雲乎哉

知識也就難有“用武之地”，最多能“治标而不能治本”，再加上不懂财政的蔣介石，時時掣肘，把國家财政視為個人的軍需，令宋大有秀才遇見兵的尴尬，無可奈何的氣憤。

    繼宋為财長的孔祥熙，才學固遜，鄉願更甚，更能配合蔣氏無知無能的獨斷獨行。

    然而無論孔、宋，以皇親國戚的地位，主持财政，在法制不健全的情況下，難免監守自盜，孔宋兩家都成為富可敵國的家族，豈偶然哉! 一九二七年以後的蔣介石，清黨反共，鎮壓群衆運動，早已不革命了，早已是反動派了。

    美國學者易勞逸稱之為“一個流産的革命”，并謂蔣氏已把國民革命轉化為軍事集權，把國民黨變成一個法西斯政黨。

    (Eastman，TheAbortiveRevolution，P.39-55)但是他嘴巴上仍然革命不離口，在他嘴巴裡，連革命搞得最兇的共産黨都成了反動派了，無非要繼承孫中山的革命法統。

    其實他所謂的革命，必須以他的意志為意志，所有不服從他主張的人非“逆”即“匪”。

    這是一種霸道主義，邵元沖在日記中留下一條，頗可透露“蔣幫”的真面目，那是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星期二，國民黨在九一八事件群情激憤下聚會： 全市黨員在中央大學開會，介石前往演說，中有一人稍施譏彈，季陶即叱令縛跪，介石亦頓足怒罵，是亦不可以已乎？(《邵元沖日記》，頁七七六) “稍施譏彈”，就被綁起來下跪，被“頓足怒罵”，固無一點言論自由之可言，更無人權之尊嚴與保障。

    蔣介石和戴季陶輩的作風，何異于北洋時代的惡劣軍閥。

    北洋大軍閥馮國璋、段祺瑞等的脾氣，還沒有蔣、戴那樣暴烈! 北洋軍閥固然是軍閥，國民黨的地方軍頭如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等也被稱之為軍閥。

    蔣介石沒有被稱之為軍閥，因其擁有中央，有大一統之志，所謂軍閥每指軍事強人割據的“地方主義”。

    事實上，馮、閻、李輩何嘗不胸懷全國，他們的民族主義不會遜于蔣。

    他們如擁有中央，作為也不可能輸給蔣。

    蔣雖擁有中央，有志統一，但一直很“地方”，隻不過是他“割據”的地方較大、“資源”較多而已。

    他在一九二九年元旦向軍校學生訓話，說是“三年前立一個志，要統一中國，現在做到了”(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十一)，但不久就發生了中原大戰。

    中原大戰後，以為統一了，其實西南仍然形同獨立，中共蘇區猶在。

    美國公使在一九三三年年中報告，仍謂國民政府不成其為中央政府，仍然是分裂狀态(NelsonJohnsontoS．K．Hornbeck，Junel1933)。

    一直到抗戰爆發，同禦外侮，才勉強可說是統一，已經是“黃金十年”的盡頭了。

     蔣介石的南京政府除統一外，還想到國家的尊嚴和建設，然而這兩方面的成就都很有限。

    廢除不平等條約與收回權利，自有助于國家的尊嚴，但除了一九三三年獲得關稅自主外，其他如治外法權、租界、經濟權益的回收，都不能完成，而同時日本不僅加緊侵奪利權，更進而侵占領土，使回收利權運動，顯得毫無意義。

    至于經濟建設方面，在宋子文主持下，有初步的成效，币制統一了，于一九三五年發行了法币，鐵路與公路增多了，還增添了航空、郵政等等，從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六年間，一共請了二十六位國聯經濟專家，提供農業、公路、水利等方面的意見。

    但是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