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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黃金十年雲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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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積極參與鄉村重建,辦學校、設醫院等等,晏陽初搞的定縣實驗區,尤為樣闆,多少有助于中國近代化的建設,然而杯水車薪,并無助于廣大農村貧困問題的解決。

    要解決問題,除了需要技術革新外,首須扶助貧農、約束地主。

    但政府對農民的貸款僅占百分之五,其餘仍從高利貸、當鋪、地主而來。

    而蔣介石又一直認為農村的安全靠地主,故實際上是不惜代價扶助地主恢複其威權,對地方鄉紳,尤視為反共的支柱。

    蔣介石擁抱耶稣基督,顯然也有其政治目的,除了增飾在西方的形象外,未嘗不想借助教義來增強反共的功效,但是由于蔣介石連溫和的土地改革都反對,傳教士的努力亦隻能事倍功半,甚至無濟于事。

    當然,日本的侵略以及發動全面戰争,連有限的成績也付諸東流了。

     蔣介石于一九三四年的二月裡,親自在南昌發動聞名一時的“新生活運動”。

    在南昌發動,并非偶然,顯然要把它作為精神剿共,以配合軍事剿共。

    表面上要喚起民衆,改變人民的精神面貌,借此提倡紀律、品德、秩序、整潔等等,實際上蔣介石想借此統一全國意志,服從他的領導,完成“消滅共匪”的使命。

    關于此一運動的思想淵源,言人人殊,已故美國漢學家賴特女士(MaryWright)見到蔣介石欣賞曾國藩、胡林翼,便與同治中興相比拟(見氏著TheLastStandofChineseConservatism),不免失之于偏。

    其實蔣之思想絕無深度可言,而蔣确是“新生活運動”的始作俑者,他的思想淵源必然是一個大雜燴,其中包括他在日本留學時所感受到的一點武士道意識,在戴季陶、陳立夫灌輸的一點儒家權威主義,在德國顧問影響下的一點普魯士軍國思想與法西斯主義,以及在妻子宋美齡叮咛下的一點基督教倫理。

    此一大雜燴思想淵源是浮淺的,不可能成為一種思想體系,也難以補救三民主義之不足。

     然而蔣介石以元首之尊,登高一呼于上,藍衣社以及其他各種法西斯文化組織推波助瀾于下,必然是萬衆響應。

    一九三四年搞得十分熱鬧,一九三五年就有點洩氣,一九三六年連蔣氏本人都感到失望,正合《左傳》上所謂“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結果是一敗塗地。

    除了思想上的薄弱外,領導大搞新生活運動的蔣介石、宋美齡夫婦根本把問題看走了眼,無視乞丐、盜匪、貪污、腐化等經濟成因,以為完全可以倫理道德來糾正,因而一再教導人們禮義廉恥,不要随地吐痰、随地丢垃圾,養成整潔的習慣等等,但是誠如一位美國學者所說:“全民複興運動不可能建築于牙刷、老鼠夾、蒼蠅拍之上。

    ”(見Thomson,WhileChinaFacedWest,P.158)宋美齡的說法也很妙,她說中國有的是大米,有人挨餓因不知勞動神聖(見TheChineseRecorder,66:61~62),真可說是不知民間疾苦矣,與晉惠帝所謂何不食肉糜,有異曲同工之妙。

    正由于不切實際、流于浮淺,難有實效,然而蔣氏夫婦親自領導,政府不能不大力推行,乃強挾整個社會以行,缺乏民衆的自發性,推廣的範圍固然有限,持久力更成問題。

     一九三六年,蔣介石于失望之餘,連其本人也失去興趣,把“新生活運動”交給宋美齡來負責,宋美齡雖請美國傳教士幫忙注入“新生命”,仍然無濟于事,終于無疾而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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