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黃金十年雲乎哉

故積極參與鄉村重建，辦學校、設醫院等等，晏陽初搞的定縣實驗區，尤為樣闆，多少有助于中國近代化的建設，然而杯水車薪，并無助于廣大農村貧困問題的解決。

    要解決問題，除了需要技術革新外，首須扶助貧農、約束地主。

    但政府對農民的貸款僅占百分之五，其餘仍從高利貸、當鋪、地主而來。

    而蔣介石又一直認為農村的安全靠地主，故實際上是不惜代價扶助地主恢複其威權，對地方鄉紳，尤視為反共的支柱。

    蔣介石擁抱耶稣基督，顯然也有其政治目的，除了增飾在西方的形象外，未嘗不想借助教義來增強反共的功效，但是由于蔣介石連溫和的土地改革都反對，傳教士的努力亦隻能事倍功半，甚至無濟于事。

    當然，日本的侵略以及發動全面戰争，連有限的成績也付諸東流了。

     蔣介石于一九三四年的二月裡，親自在南昌發動聞名一時的“新生活運動”。

    在南昌發動，并非偶然，顯然要把它作為精神剿共，以配合軍事剿共。

    表面上要喚起民衆，改變人民的精神面貌，借此提倡紀律、品德、秩序、整潔等等，實際上蔣介石想借此統一全國意志，服從他的領導，完成“消滅共匪”的使命。

    關于此一運動的思想淵源，言人人殊，已故美國漢學家賴特女士(MaryWright)見到蔣介石欣賞曾國藩、胡林翼，便與同治中興相比拟(見氏著TheLastStandofChineseConservatism)，不免失之于偏。

    其實蔣之思想絕無深度可言，而蔣确是“新生活運動”的始作俑者，他的思想淵源必然是一個大雜燴，其中包括他在日本留學時所感受到的一點武士道意識，在戴季陶、陳立夫灌輸的一點儒家權威主義，在德國顧問影響下的一點普魯士軍國思想與法西斯主義，以及在妻子宋美齡叮咛下的一點基督教倫理。

    此一大雜燴思想淵源是浮淺的，不可能成為一種思想體系，也難以補救三民主義之不足。

     然而蔣介石以元首之尊，登高一呼于上，藍衣社以及其他各種法西斯文化組織推波助瀾于下，必然是萬衆響應。

    一九三四年搞得十分熱鬧，一九三五年就有點洩氣，一九三六年連蔣氏本人都感到失望，正合《左傳》上所謂“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結果是一敗塗地。

    除了思想上的薄弱外，領導大搞新生活運動的蔣介石、宋美齡夫婦根本把問題看走了眼，無視乞丐、盜匪、貪污、腐化等經濟成因，以為完全可以倫理道德來糾正，因而一再教導人們禮義廉恥，不要随地吐痰、随地丢垃圾，養成整潔的習慣等等，但是誠如一位美國學者所說：“全民複興運動不可能建築于牙刷、老鼠夾、蒼蠅拍之上。

    ”(見Thomson，WhileChinaFacedWest，P．158)宋美齡的說法也很妙，她說中國有的是大米，有人挨餓因不知勞動神聖(見TheChineseRecorder,66：61～62)，真可說是不知民間疾苦矣，與晉惠帝所謂何不食肉糜，有異曲同工之妙。

    正由于不切實際、流于浮淺，難有實效，然而蔣氏夫婦親自領導，政府不能不大力推行，乃強挾整個社會以行，缺乏民衆的自發性，推廣的範圍固然有限，持久力更成問題。

     一九三六年，蔣介石于失望之餘，連其本人也失去興趣，把“新生活運動”交給宋美齡來負責，宋美齡雖請美國傳教士幫忙注入“新生命”，仍然無濟于事，終于無疾而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