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失掉最好的半壁江山

，毒痛歲歲， 哀我孑遺，生命如綴。

     傾天捍禦，竭地收功， 萬人悉力，慶此合龍。

     民其有瘳，國運無窮。

     懲前毖後，永式崇封。

     一點也沒錯，在“生命如綴”的“孑遺”下，重新合龍了黃河。

    但是壞心眼還有外一章。

    據徐福齡寫的《蔣介石在黃河上犯下的滔天罪行》一文中說：勝利後國民黨堵花園口決口，使黃河複歸故道的主要目的是想水淹解放區，因中共已在故道内開辟建村，居民已有四十餘萬。

    幸而國民黨的秘密作業被揭穿，引起社會公憤，才談判協議，簽訂了開封協議。

    但不久國民黨又不遵守協議，引起中共強烈抗議，以“将被迫采取必要自衛措施”相威脅，遂又在南京談判，遲滞而少進展，到内戰爆發，國民黨正好水淹解放區，乃立即在花園口強行堵口放水，悍然使洶湧的黃河之水流入故道。

    不過中共已有準備，早已開始自行複堤，提出“反蔣治黃，保家自衛”的口号，蔣介石的陰謀并沒有得逞。

    (見李敖編《清算蔣介石》，頁一三一至一四二) 話說自徐州棄守後，日本侵略軍已控制從東北、内蒙一直到杭州灣的中國東部領土，蔣介石卻應知而未知日軍可避開豫東滔滔之水，改從蚌埠、合肥南下，沿大别山與長江南北進攻武漢。

    于是他又開始忙着保衛大武漢。

    早于七月十八日，他就向外國記者斯諾說，“武漢必能堅守”，然同時又說：“縱令武漢将來有不能守之一日，殊亦無損于抗戰之毫末。

    ”“必能堅守”與“或不能守”是兩歧的，可見他原無定見。

    當日軍于二十五日在九江登陸，更失去了堅守武漢的信心，在二十六、二十九兩天的日記先後說，“餘對防守武漢，絕不做無謂之犧牲”，“此次保衛武漢戰略，當取韌性”!但是在三十一日向武漢各部隊長官訓話時則說，“此次保衛武漢的戰役，乃是我們國家前途和整個抗戰局勢最重要最緊急的關頭”，說了許多為什麼要保衛武漢的大道理，然則又回到非堅守不可的論調，并宣布處決失掉馬當要塞的師長薛蔚英。

    蔣介石原想在武漢外圍的大别山、長江阻遏敵軍，然而雖然将士用命，仍節節敗退。

    日寇還用毒氣彈，而我軍全無準備，死傷甚慘，難以抵擋敵人攻勢。

    蔣介石早在八月間向英國記者說，揚子江戰鬥，“吾人深信必能獲得較四月間台兒莊一役更大之勝利”，又成了不能兌現的空言。

     日本侵略軍于進攻武漢的同時，于十月十二日在大亞灣強行登陸，再于二十一日攻陷廣州，粵漢鐵路通海受阻，促使蔣介石放棄武漢(參閱蔣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二日日記，載《蔣總統秘錄》，頁二五二四)，并于十月二十五日于武漢近郊激戰時，飛往南嶽。

    以前強調武漢會戰的成敗，關系到抗戰的前途，現在又改口說：“抗戰軍事勝負之關鍵，不在武漢一地之得失!”(蔣介石一九三八年十月三十一日《為國軍退出武漢告全國國民書》)令人莫衷一是。

    從唐縱日記得知，蔣介石飛抵“南嶽時，已兩點鐘，轎夫也未預備，至山上，房間也未布置，委座大怒”。

    (《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七十八)戰時還要講究“布置”，真不可思議，應該想想遭大水大火無家可歸之人。

     武漢失守後，日本沿粵漢路南下，于十一月十一日攻陷嶽陽。

    蔣介石以為日軍的目标是長沙，遂于翌日電令湖南省主席張治中： 長沙如失陷，務将全城焚毀，望事前妥密準備，勿誤! 同時，張治中接到侍從室副主任林蔚的電話：“我們對長沙要用焦土政策!”(張治中一九五九年緻郭沫若函)張既是省主席，唯有遵命，把這個任務交給長沙警備司令酆悌執行。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晚上，敵人尚在數百裡之外，長沙南門外傷兵醫院失火，士兵誤以為是信号，大舉放火，燒了三晝夜，燒死兩萬餘人，城内大部分房屋焚毀。

    當蔣介石于十六日自南嶽山中到長沙視察，但見此一名城一片瓦礫。

    此一亂來，不僅當地民憤極大，而且引起中外譴責。

    即使要焚城，亦得要有疏散民衆的計劃呀！這兩萬餘條人命誰來負責啊！蔣介石下令将長沙警備司令酆悌、警備二團團長徐昆、湖南省警察局長文重孚等三人槍斃了事。

    然而始作俑者、下令燒掉長沙者，豈非蔣介石乎？他為了有替罪羊，隻好揮淚斬親信愛将酆悌了。

     蔣介石先放大水，又放大火，這個樣子領導抗戰，使本來已受災受難的中國百姓更苦更慘矣！ 蔣介石于失掉武漢後告訴國人，抗戰已進入第二期，将轉守為攻、轉敗為勝，說說而已。

    事實上，武漢會戰之後，中國軍隊轉入山嶽地帶，交通阻滞，日軍不易進一步内侵，何況敵軍戰線已拉得甚長，無足夠的兵力占據面積廣大的中國，更不能征服恨日本人入骨的中國軍民，唯有封鎖與圍堵以求逼降。

    中國方面則憑山丘形勢整補，雖有時出擊，即如長沙之捷，并無力反攻，扭轉頹局。

    整個戰局基本上形成相峙狀态，較好的東半壁江山，淪入侵略軍之手。

    一九四○年七月抗戰三周年，失土約一百六十萬平方公裡（見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一三九），而且失土仍在持續增加。

    “轉守為攻”雲乎哉？ 蔣介石于一九三八年元月在開封軍事會議上說，這幾個月來的失敗，“不是我們一般下級官兵不勇敢、不犧牲；而是由于我們一般高級将領在平時缺乏研究、沒有實學長技拿來教育部下；到了戰時，對于一切戰術戰略，又不能根據基本典範綱領和戰陣實際情況，随時随地研究改進，以緻指揮失當，雖有很多部隊，也不能發揮相當效力，所以被敵人打敗！”這段話講得正确級了，唯不知是否包括他本人在内。

    然而這段話本是下一段的引文，接下去他說：“我們高級将領中還有觀望不前，圖保實力，不努力、不合作，所以敵人才敢進來。

    ”這是逮捕與槍決韓複榘的“罪狀”。

    抗戰期間被處決的集團軍令一級的将領，還有石友三。

    石、韓都有反蔣記錄，所謂因違反軍紀而遭處決，恐怕大有公報私仇的成分。

    而且抓人處決不是經由正當的軍事法庭審理，而是由戴笠用特務手段來處理的；死罪與否，全憑蔣介石手批。

    再說韓複榘棄守山東，或罪有應得，然而抗戰以來，棄守名城的高級将領不知凡幾，包括蔣氏愛将劉峙在内，不聞有何懲處，則更難免雙重标準之譏矣。

    他沒有提到的是，自抗戰以來，他唯有從蘇聯獲緻軍援。

    自一九三七年起到一九三九年止，蘇聯送給蔣介石一千架飛機、二千名飛行員、五百位軍事顧部，以及二億八千萬元低利貸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