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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失掉最好的半壁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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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痛歲歲, 哀我孑遺,生命如綴。

     傾天捍禦,竭地收功, 萬人悉力,慶此合龍。

     民其有瘳,國運無窮。

     懲前毖後,永式崇封。

     一點也沒錯,在“生命如綴”的“孑遺”下,重新合龍了黃河。

    但是壞心眼還有外一章。

    據徐福齡寫的《蔣介石在黃河上犯下的滔天罪行》一文中說:勝利後國民黨堵花園口決口,使黃河複歸故道的主要目的是想水淹解放區,因中共已在故道内開辟建村,居民已有四十餘萬。

    幸而國民黨的秘密作業被揭穿,引起社會公憤,才談判協議,簽訂了開封協議。

    但不久國民黨又不遵守協議,引起中共強烈抗議,以“将被迫采取必要自衛措施”相威脅,遂又在南京談判,遲滞而少進展,到内戰爆發,國民黨正好水淹解放區,乃立即在花園口強行堵口放水,悍然使洶湧的黃河之水流入故道。

    不過中共已有準備,早已開始自行複堤,提出“反蔣治黃,保家自衛”的口号,蔣介石的陰謀并沒有得逞。

    (見李敖編《清算蔣介石》,頁一三一至一四二) 話說自徐州棄守後,日本侵略軍已控制從東北、内蒙一直到杭州灣的中國東部領土,蔣介石卻應知而未知日軍可避開豫東滔滔之水,改從蚌埠、合肥南下,沿大别山與長江南北進攻武漢。

    于是他又開始忙着保衛大武漢。

    早于七月十八日,他就向外國記者斯諾說,“武漢必能堅守”,然同時又說:“縱令武漢将來有不能守之一日,殊亦無損于抗戰之毫末。

    ”“必能堅守”與“或不能守”是兩歧的,可見他原無定見。

    當日軍于二十五日在九江登陸,更失去了堅守武漢的信心,在二十六、二十九兩天的日記先後說,“餘對防守武漢,絕不做無謂之犧牲”,“此次保衛武漢戰略,當取韌性”!但是在三十一日向武漢各部隊長官訓話時則說,“此次保衛武漢的戰役,乃是我們國家前途和整個抗戰局勢最重要最緊急的關頭”,說了許多為什麼要保衛武漢的大道理,然則又回到非堅守不可的論調,并宣布處決失掉馬當要塞的師長薛蔚英。

    蔣介石原想在武漢外圍的大别山、長江阻遏敵軍,然而雖然将士用命,仍節節敗退。

    日寇還用毒氣彈,而我軍全無準備,死傷甚慘,難以抵擋敵人攻勢。

    蔣介石早在八月間向英國記者說,揚子江戰鬥,“吾人深信必能獲得較四月間台兒莊一役更大之勝利”,又成了不能兌現的空言。

     日本侵略軍于進攻武漢的同時,于十月十二日在大亞灣強行登陸,再于二十一日攻陷廣州,粵漢鐵路通海受阻,促使蔣介石放棄武漢(參閱蔣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二日日記,載《蔣總統秘錄》,頁二五二四),并于十月二十五日于武漢近郊激戰時,飛往南嶽。

    以前強調武漢會戰的成敗,關系到抗戰的前途,現在又改口說:“抗戰軍事勝負之關鍵,不在武漢一地之得失!”(蔣介石一九三八年十月三十一日《為國軍退出武漢告全國國民書》)令人莫衷一是。

    從唐縱日記得知,蔣介石飛抵“南嶽時,已兩點鐘,轎夫也未預備,至山上,房間也未布置,委座大怒”。

    (《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七十八)戰時還要講究“布置”,真不可思議,應該想想遭大水大火無家可歸之人。

     武漢失守後,日本沿粵漢路南下,于十一月十一日攻陷嶽陽。

    蔣介石以為日軍的目标是長沙,遂于翌日電令湖南省主席張治中: 長沙如失陷,務将全城焚毀,望事前妥密準備,勿誤! 同時,張治中接到侍從室副主任林蔚的電話:“我們對長沙要用焦土政策!”(張治中一九五九年緻郭沫若函)張既是省主席,唯有遵命,把這個任務交給長沙警備司令酆悌執行。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晚上,敵人尚在數百裡之外,長沙南門外傷兵醫院失火,士兵誤以為是信号,大舉放火,燒了三晝夜,燒死兩萬餘人,城内大部分房屋焚毀。

    當蔣介石于十六日自南嶽山中到長沙視察,但見此一名城一片瓦礫。

    此一亂來,不僅當地民憤極大,而且引起中外譴責。

    即使要焚城,亦得要有疏散民衆的計劃呀!這兩萬餘條人命誰來負責啊!蔣介石下令将長沙警備司令酆悌、警備二團團長徐昆、湖南省警察局長文重孚等三人槍斃了事。

    然而始作俑者、下令燒掉長沙者,豈非蔣介石乎?他為了有替罪羊,隻好揮淚斬親信愛将酆悌了。

     蔣介石先放大水,又放大火,這個樣子領導抗戰,使本來已受災受難的中國百姓更苦更慘矣! 蔣介石于失掉武漢後告訴國人,抗戰已進入第二期,将轉守為攻、轉敗為勝,說說而已。

    事實上,武漢會戰之後,中國軍隊轉入山嶽地帶,交通阻滞,日軍不易進一步内侵,何況敵軍戰線已拉得甚長,無足夠的兵力占據面積廣大的中國,更不能征服恨日本人入骨的中國軍民,唯有封鎖與圍堵以求逼降。

    中國方面則憑山丘形勢整補,雖有時出擊,即如長沙之捷,并無力反攻,扭轉頹局。

    整個戰局基本上形成相峙狀态,較好的東半壁江山,淪入侵略軍之手。

    一九四○年七月抗戰三周年,失土約一百六十萬平方公裡(見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一三九),而且失土仍在持續增加。

    “轉守為攻”雲乎哉? 蔣介石于一九三八年元月在開封軍事會議上說,這幾個月來的失敗,“不是我們一般下級官兵不勇敢、不犧牲;而是由于我們一般高級将領在平時缺乏研究、沒有實學長技拿來教育部下;到了戰時,對于一切戰術戰略,又不能根據基本典範綱領和戰陣實際情況,随時随地研究改進,以緻指揮失當,雖有很多部隊,也不能發揮相當效力,所以被敵人打敗!”這段話講得正确級了,唯不知是否包括他本人在内。

    然而這段話本是下一段的引文,接下去他說:“我們高級将領中還有觀望不前,圖保實力,不努力、不合作,所以敵人才敢進來。

    ”這是逮捕與槍決韓複榘的“罪狀”。

    抗戰期間被處決的集團軍令一級的将領,還有石友三。

    石、韓都有反蔣記錄,所謂因違反軍紀而遭處決,恐怕大有公報私仇的成分。

    而且抓人處決不是經由正當的軍事法庭審理,而是由戴笠用特務手段來處理的;死罪與否,全憑蔣介石手批。

    再說韓複榘棄守山東,或罪有應得,然而抗戰以來,棄守名城的高級将領不知凡幾,包括蔣氏愛将劉峙在内,不聞有何懲處,則更難免雙重标準之譏矣。

    他沒有提到的是,自抗戰以來,他唯有從蘇聯獲緻軍援。

    自一九三七年起到一九三九年止,蘇聯送給蔣介石一千架飛機、二千名飛行員、五百位軍事顧部,以及二億八千萬元低利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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