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文膽陳布雷之死

，而自驗近來身心已毫無可以效命之能力，與其偷生屍位，使公誤以為尚有一可供驅使之部下，因而贻害公務，何如坦白承認自身已無能為役，而結束其無價值之一生。

    凡此狂愚之思想，純系心理之失常，讀公昔在黃埔斥責自殺之訓詞，深感此舉為萬萬無可諒恕之罪惡，實無面目再求宥諒，縱有百功，亦不能掩此一眚，況自問平生實無絲毫貢獻可言乎？天佑中國，必能轉危為安，惟公善保敢躬，頤養天和，以保障三民主義之成功，而庇護我四億五千萬之同胞。

    回憶許身麾下，本置生死于度外，豈料今日，乃以畢生盡瘁之初衷，而蹈此極不負責之結局，書生無用，負國負公，真不知何詞以能解也。

    夫人前并緻敬意。

     部屬布雷負罪謹上 介公再鑒： 當此前方捷報頻傳，後方秩序漸穩之時，而布雷乃忽傳狂疾，以至不起，不能分公憂勞，反贻公以刺激，實萬萬無詞以自解。

    然布雷此意，早動于數年之前，而最近亦起于七八月之間，常誦“瓶之傾兮惟壘之恥”之句，抑抑不可終日。

    黨國艱危至此，賤體久久不能自振，年迫衰暮，無補危時，韓愈有一“中朝大官老于事，讵知感激”，布雷自問良知，實覺此時不應無感激輕生之士，而此身已非有效危艱之身，長日回皇，慚憤無地。

    昔者公聞葉诋總理之言，而置箸不食，今我所聞所見于一般老百姓之中毒素宣傳，以散播關于公之謠言誣蔑者，不知凡幾。

    回憶在渝，當三十二年時，公即命注意敵人之反宣傳，而四五年來，布雷實毫未盡力，以挽回此惡毒之宣傳。

    即此一端，又萬萬無可自恕自全之理。

    我心純潔質直，除忠于我公之外，毫無其他私心，今乃以無地自容之悔疾，出于此無恕諒之結局，實出于心理狂郁之萬不得已。

    敢再為公陳之。

    （載《中央日報》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這封信寫得哀婉無比，十足顯示出一個忠心耿耿的大内高手的“其言也善”的心态。

    細看這封信的重點，可歸納出幾個脈絡： 一、他表示“追随二十年”中，因為“受知深切”，所以“任何痛苦，均應承當”。

    他表示他有不少痛苦。

     二、他表示“今春以來，目睹耳聞，飽受刺激”。

    “今春”是指一九四八年春天以來，正是國民黨兵敗山倒的時候。

    在這一“目睹耳聞”之下，雖然他一邊說“天佑中國，必能轉危為安”、“前方捷報頻傳，後方秩序漸穩”，一邊又不得不承認“黨國艱危至此”，顯然是婉轉預言什麼了。

    （陳布雷所謂“今春以來”的事，照徐詠平《陳布雷先生傳》所列：“一月九日，沈陽淪陷，以後東北漸失，華北震動。

    三月，山東、河南激戰。

    四月，陝北匪軍南犯。

    五月，泰安失陷。

    六月，開封失陷。

    七月，襄陽失陷。

    八月，東北匪軍進犯熱河。

    九月，濟南失陷。

    十月，長春失陷。

    十一月，徐蚌會戰開始。

    十一月一日，物價管制解凍，金圓券崩潰，物價狂漲。

    失敗主義到處流行，和談空氣極為濃厚。

    北國冰天雪地，平津危殆；南京秋高氣爽，京滬交通混亂。

    ”事實與信中所說，正好相反?選） 三、他表示他的健康不行了。

    “與其偷生屍位，使公誤計以為尚有一可供驅使之部下”，不如一死了之，将最後一命，作為“感激輕生之士”，以報知己。

     四、他表示他對“敵人之反宣傳”“以散播關于公之謠言誣蔑者”，無力回天。

     五、他表示他有“負國負公”之“負罪”。

     以上所表示的，若印證起一些旁證，我們可以發現，許多來龍去脈，都不是空穴來風的。

    其中最重要的透露，是蔣君章《布雷先生二三事》（《傷逝集》）中這樣一段： 三十七年秋，“共匪”猖獗正甚，最高當局決心推行總動員以“剿匪”，囑先生起草方案，先生正與洪蘭友先生等研拟，尚未做最後呈稿之決定，而最高當局催索甚急，數次以電話相促。

    先生在電話中高聲答曰：我不會辦，此為先生對最高當局之失态。

    即召我上樓，授以三案，要我整理合并，速成一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