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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文膽陳布雷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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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自驗近來身心已毫無可以效命之能力,與其偷生屍位,使公誤以為尚有一可供驅使之部下,因而贻害公務,何如坦白承認自身已無能為役,而結束其無價值之一生。

    凡此狂愚之思想,純系心理之失常,讀公昔在黃埔斥責自殺之訓詞,深感此舉為萬萬無可諒恕之罪惡,實無面目再求宥諒,縱有百功,亦不能掩此一眚,況自問平生實無絲毫貢獻可言乎?天佑中國,必能轉危為安,惟公善保敢躬,頤養天和,以保障三民主義之成功,而庇護我四億五千萬之同胞。

    回憶許身麾下,本置生死于度外,豈料今日,乃以畢生盡瘁之初衷,而蹈此極不負責之結局,書生無用,負國負公,真不知何詞以能解也。

    夫人前并緻敬意。

     部屬布雷負罪謹上 介公再鑒: 當此前方捷報頻傳,後方秩序漸穩之時,而布雷乃忽傳狂疾,以至不起,不能分公憂勞,反贻公以刺激,實萬萬無詞以自解。

    然布雷此意,早動于數年之前,而最近亦起于七八月之間,常誦“瓶之傾兮惟壘之恥”之句,抑抑不可終日。

    黨國艱危至此,賤體久久不能自振,年迫衰暮,無補危時,韓愈有一“中朝大官老于事,讵知感激”,布雷自問良知,實覺此時不應無感激輕生之士,而此身已非有效危艱之身,長日回皇,慚憤無地。

    昔者公聞葉诋總理之言,而置箸不食,今我所聞所見于一般老百姓之中毒素宣傳,以散播關于公之謠言誣蔑者,不知凡幾。

    回憶在渝,當三十二年時,公即命注意敵人之反宣傳,而四五年來,布雷實毫未盡力,以挽回此惡毒之宣傳。

    即此一端,又萬萬無可自恕自全之理。

    我心純潔質直,除忠于我公之外,毫無其他私心,今乃以無地自容之悔疾,出于此無恕諒之結局,實出于心理狂郁之萬不得已。

    敢再為公陳之。

    (載《中央日報》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這封信寫得哀婉無比,十足顯示出一個忠心耿耿的大内高手的“其言也善”的心态。

    細看這封信的重點,可歸納出幾個脈絡: 一、他表示“追随二十年”中,因為“受知深切”,所以“任何痛苦,均應承當”。

    他表示他有不少痛苦。

     二、他表示“今春以來,目睹耳聞,飽受刺激”。

    “今春”是指一九四八年春天以來,正是國民黨兵敗山倒的時候。

    在這一“目睹耳聞”之下,雖然他一邊說“天佑中國,必能轉危為安”、“前方捷報頻傳,後方秩序漸穩”,一邊又不得不承認“黨國艱危至此”,顯然是婉轉預言什麼了。

    (陳布雷所謂“今春以來”的事,照徐詠平《陳布雷先生傳》所列:“一月九日,沈陽淪陷,以後東北漸失,華北震動。

    三月,山東、河南激戰。

    四月,陝北匪軍南犯。

    五月,泰安失陷。

    六月,開封失陷。

    七月,襄陽失陷。

    八月,東北匪軍進犯熱河。

    九月,濟南失陷。

    十月,長春失陷。

    十一月,徐蚌會戰開始。

    十一月一日,物價管制解凍,金圓券崩潰,物價狂漲。

    失敗主義到處流行,和談空氣極為濃厚。

    北國冰天雪地,平津危殆;南京秋高氣爽,京滬交通混亂。

    ”事實與信中所說,正好相反?選) 三、他表示他的健康不行了。

    “與其偷生屍位,使公誤計以為尚有一可供驅使之部下”,不如一死了之,将最後一命,作為“感激輕生之士”,以報知己。

     四、他表示他對“敵人之反宣傳”“以散播關于公之謠言誣蔑者”,無力回天。

     五、他表示他有“負國負公”之“負罪”。

     以上所表示的,若印證起一些旁證,我們可以發現,許多來龍去脈,都不是空穴來風的。

    其中最重要的透露,是蔣君章《布雷先生二三事》(《傷逝集》)中這樣一段: 三十七年秋,“共匪”猖獗正甚,最高當局決心推行總動員以“剿匪”,囑先生起草方案,先生正與洪蘭友先生等研拟,尚未做最後呈稿之決定,而最高當局催索甚急,數次以電話相促。

    先生在電話中高聲答曰:我不會辦,此為先生對最高當局之失态。

    即召我上樓,授以三案,要我整理合并,速成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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