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杜魯門不肯出兵保蔣

談話，不到六點鐘就已結束，連晚飯都沒有，與上次吃住在羅斯福的白宮，不可同日而語。

    她走出來，在衆目睽睽下，“神色嚴峻，冷冷一笑，給人的印象是會談沒有成就”。

    (顧維鈞語，見其《回憶錄》第六冊，頁五七四）杜魯門退休後口述，提及此次會見說： 當一九四八年我仍是總統的時候，她來美國要求更多的“施舍”(ｈａｎｄｏｕｔｓ）。

    我不像羅斯福那樣住在白宮，我想她頗不高興，但我一點也不在乎她高興或不高興。

    (Ｍｉｌｌｅｒ，ＰｌａｉｎＳｐｅａｋｉｎｇ，Ｐ.２８８） 顧維鈞說，蔣宋美齡此行“沒有成就”，何止沒有成就，簡直是災難性的失敗。

    情況已經顯示，就蔣介石的對美關系而言，宋氏兄妹已不再是一種“财富”，而是一種“負擔”。

    宋美齡于杜魯門不願再次見面後，悄然離開華府，隐居在紐約長島的孔氏豪宅，直至一九五Ｏ年大陸盡失後，才回到台北，與夫君重聚。

     杜魯門政府不願提供更多援助，因知已無濟于事，真要救蔣，隻有卷入中國内戰。

    蔣介石在抗戰期間不許史迪威指揮中國軍隊，而今竟積極要求美國派遣高級将領指揮國軍剿共，美國亦曾考慮派麥克阿瑟将軍(ＧｅｎｅｒａｌＤｏｕglａｓＭａｃＡｒｔｈｕｒ）來華。

    蔣介石為了“救命”，要美軍介入的意圖已十分明顯(見司徒雷登于一九四八年六月十日緻國務院函，謂蔣願将全部權力交給美方來企劃、監督與執行，函載Ｒｅａ＆Ｂｒｅｗｅｒｅｄ．，ｔｈｅ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Ｐ.２４２），美方初感猶豫，敬謝不敏，事機亦稍縱即逝。

    在六十年代，美國為了阻止共産黨，派遣了五十萬美軍到越南。

    杜魯門沒有在四十年代出兵中國保蔣，除了時、地、人諸多不同因素外，馬歇爾起了一定的作用。

    他到過中國，與中共有所接觸，比較熟悉中國的情況。

    他雖然反共，但确知蔣介石的失敗并非蘇俄的陰謀，而是中國内部的力量。

    如果美國介入，無異把所有的中國難題一肩挑，如馬歇爾本人所說，“實際上勢必準備接收中國政府，無限期地投入大量的軍事力量與經濟資源”，故認為“如此大規模的投入和消耗，明顯地與可能獲緻的結果，完全不成比例”。

    (參閱Ｍａy，ｈｅｒｕｍａｎ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Ｐ．３０，８１—８２）美國人視越戰為一場災難，他們應當感謝馬歇爾阻止了更大的一場災難。

    如果真的發生，可想而知，不僅是美利堅的大災難，也必然是中華民族的大災難。

    就此而論，蔣介石夫婦求救、救援的“失敗”，豈不正是中華民族的“成功”？ 當塵埃落定之後，杜魯門政府的國務院，國務卿已由艾奇遜(ＤｅａｎＡｃｈｅｓｏｎ）繼任，于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發表了轟動一時的關于中美關系白皮書。

    此一白皮書的用心，顯然要回答日益高漲的美國右派抨擊，乃用大批檔案資料來說明，杜魯門政府已用盡力氣想幫蔣介石打敗共産黨，但中國内戰的不利結果絕非美國政府能夠控制和改變，所以“失去中國”的責任主要應由蔣政權的腐敗和無能來負擔，許多精良的美械部隊很容易地就投降共軍。

    這一點被毛澤東證實：“中國人民解放軍強大的物資裝備，大部分是從美國帝國主義得來的。

    ”(《毛澤東選集》第四冊，頁一三七二）換言之，杜魯門盡力提供了軍援和經援，無奈蔣介石是扶不起的阿鬥，所以失敗了，到一九四八年底連支持蔣政府的一紙聲明也不願發了。

    (見《中美關系資料彙編》第一輯，頁九Ｏ二）但是杜魯門的用心顯然沒有得到預期的效果，卸下責任。

    蔣介石敢怒不敢言，史家陳寅恪有句曰：“可憐漢主求仙意，博得胡僧話劫灰”，把杜魯門比做話劫灰的胡僧。

    美國的右派譏“白皮書”為“漂白書”(ｈｅＷｈｉｔｅｗａｓｈＰａｐｅｒ），毛澤東更借此大做文章，指出白皮書是美帝“無可奈何的供狀”，自承“出錢出槍”，由“蔣介石出人”替美帝打代理戰争。

    蔣介石一直指毛澤東是斯大林的代理人，白皮書正好為毛澤東證實蔣介石是美帝國主義者的代理人?選最後，蔣介石扶不起來，甚至要再做代理人，老美都不要他了。

    而毛澤東那邊卻發出“向全國進軍”的命令，要“特别注意緝拿匪首蔣介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