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扶不起的蔣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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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Ｋａｐｌａｎ，ＦｉｒｅｏｆｔｈｅＤｒａｇｏｎ，Ｐ．４６８—４６９）顯然受到台灣官方的威脅，使在海外的竹聯幫人馬投鼠忌器，不敢再事聲張。

     台灣官方同時發動宣傳機器，并利用香港中性刊物《九十年代》，公布所謂江南七封信，把江南降格在情報局線民一級的層次。

    他們認為把被害人名譽破壞，則暗殺被害人就是可以被接受的道德行為了。

    殺了人，還要“殺人家的品格”（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ａｓｓａｓｓｉｎａｔｉｏｎ）。

    其實，江南不僅與國民黨的情報機構有往還，亦與美國以及中國大陸的情報機構有往來，我們可以罵他是線民，但他絕非某一方面的間諜，更不可能是三方面的間諜。

    沒有一個間諜會如此抛頭露面、明目張膽地寫有争論性的文章。

    國民黨無論如何貶低江南，也不能說殺江南有理，更不能彌補殺江南所造成的後遺症。

     對蔣氏王朝而言，後遺症尤其是災難性的。

    美國人為其本國利益不願趕盡殺絕，追究禍首，但亦雅不欲再見蔣家再傳子接代。

    蔣經國在内外交困，以及美國強大的壓力下，無可奈何花落去，宣稱蔣家人不能也不會接班，并将孝武“流放”到新加坡去當“代表”。

    孝武之流放就像當年王升之流放，權一放再難收矣。

    從孝武離台一刻起，蔣經國必然明白，不可能繼續再走他父親蔣介石走順的路子了。

     江南案與蔣孝武有關，應無可疑，與蔣經國是否有關呢？陸铿在《江南案對台局的影響》一文中說，涉及“蔣經國似乎有點離譜”（見《李敖千秋評論叢書》第八十三期，頁二三七），其實并不離譜。

    蔣孝武雖插手指揮特務，但特務的最高領導仍是蔣經國。

    蔣孝武幹這樣一件事沒有理由瞞他自己的父親，何況他們殺人的動機自認是制裁叛徒的愛國行為，特務們津津樂道的愛國行為，蔣經國從來沒有制止過，甚至批評過這種行為。

    強人如蔣經國也不可能被自己的兒子和特務們瞞住。

    最大的可能性是，蔣經國事前默許，事後掩遮。

    即使退一萬步說，他事前不知，也難逃道義上的責任。

    一家公司出了纰漏，董事長能卸得掉責任嗎？ 我們眼看蔣氏王朝樓起樓塌。

    蔣介石于一九一二年槍殺陶成章，始有聞于世；蔣孝武于一九八四年命令竹聯幫槍殺劉宜良，驚動太平洋兩岸。

    相隔七十三年的兩度槍聲，象征一個開始與一個終結，亦可謂有始有終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