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在斯大要格勒會戰的日子裡 第一章 遠接近地

1 每一個偉大衛國戰争的參加者，在達到勇敢無畏和堅韌頑強的崇高境界之前，都有自己的一段漫長的經曆。

    盡管命運各不相同，但我們都是社會主義祖國——世界上第一個工農國家的兒女，條條道路都可以建立偉大的戰鬥功勳。

     我1900年2月12日出生在一個叫做謝列布裡亞内普魯德村的農民家庭裡。

    那時，這個村子屬于圖拉省，現在它是莫斯科省的一個地區中心。

     我12歲那年，就背着背囊離家出走，來到彼得堡掙錢糊口。

    告别家鄉就意味着我告别了童年。

    我開始過自食其力的生活。

     我經常回憶彼得·薩韋利耶夫工廠。

    這個工廠當時制造響聲清脆的馬刺，很有些名氣。

    它位于彼得格勒市中心，在喀山大街上。

     1915年到了，上工的是一些孩子和上了年紀的人，因為工人們被硬性派到前線，同德國人打仗去了。

    我們從早到晚忙得直不起腰來。

    你還沒來得及加工頭一批鍛件，另一捆就叮當作響地扔到了你的腳邊。

    你要鉗起燒成雪青色的帶角的毛胚，再放進張開大口的台鉗裡……身邊到處都是鐵制品、鑄鐵和鋼材。

    你要想對付得了它們，就得加油幹，别想休息。

    你不想買勁，就别想拿到工資。

     中午時分，工廠裡悶熱得令人窒息，空氣中飛揚着稠密的金屬粉末，搞得人人嗓子裡發癢。

    雙手又沉又重，脊背和雙肩就像灌滿了鉛一樣。

    想喘口氣嗎，那可不行，領班就在身後。

    隻有上廁所，他才允許你暫時放下手中的活。

     要捉弄一下他。

    我左邊和右邊分别是兩個14和15歲小夥子。

    我們相互使眼色。

    一會兒，領班發現了，氣得大喊起來： “你們要是出廢品的話”，他在我們眼前來回揮舞着雙拳說，“小崽子，我可要教訓你們。

    ” 而我們，沒有商量，所有人都扔下手中的活，一動也不動地呆着，望着大聲吆喝的領班。

    在他大吵大鬧的時候，我們正好休息。

     就這樣，我們給他上了一課，後來，又教訓過他一次……幾次以後，他再也不敢對我們大喊大叫了，也不在我們頭頂上揮舞雙拳了。

    但活兒并未因此而輕松些。

     普季洛夫和奧布霍夫的工人以及喀琅施塔得（我哥哥伊裡亞在那兒工作）的水兵，經常來我們這裡。

     “要堅持住”他們常鼓勵我們。

     但是，什麼是真正的工人團結，我們當時并不懂。

    我們的天地隻限于窄小的、悶熱的工廠。

    有時，隻有一些重大事件的餘波傳到這裡。

     但是，城市的大街小巷，象春汛時的河水，喧鬧、沸騰起來了。

    我們的工廠也開始騷動起來。

    在工作台下，在工具箱裡，傳單、禁書、政治小冊子都開始出現了。

    我們貪禁地讀着這些東西，并轉述給不識字的同志。

    因此，後來發生的2月革命、推翻沙皇的消息傳來時，我們一點也不大驚小怪。

     “就該這樣，我們工廠也該發生變化。

    ”大家心裡都這麼認為。

     但是，任何變化，哪怕是一點變化也沒有發生。

     “這是什麼革命？那個薩韋利耶夫仍在我們頭上作威作福！”小夥子們憤懑不平地說：“是誰這麼喜歡他？” “誰？這還不知道，”伊萬·濟明冷嘲熱諷地說：“臨時政府的部長們，克倫斯基呗！” 伊萬·濟明與我同歲。

    他是個個子不高、淡黃頭發、蔚藍色眼睛的年青人。

    在那些日子裡，他能很快地在錯綜複雜的政治事件中理出個頭緒來，他知道在彼得堡各個角落裡都發生了些什麼。

    他在我們中間很有威信。

     從第一次見面後，我就與他形影不離了。

    伊萬性格快活，善于交際，精力充沛，極富于幽默感。

    他嗓音很高，微微有些沙啞，但唱起歌來，聲情并茂，十分動人。

    當萬尼亞·濟明跳起舞來，他那靈巧的、富于彈性的舞姿，甚至使那些平時最抑郁不樂的人的臉上，也放出愉快的光彩。

    他繞着圓圈飛轉，很輕松地就跳出一些特别花樣，他的腳快速地敲着地闆，似乎從鞋後跟下就要迸出火星，說實在的，我很羨慕他，并且心甘情願地向他學習跳舞。

    有一次，他甚至說我是最有才能的學生，我也以他的嘉許而自豪，并且暗自懷着将來超過他的念頭。

     但是，沒過多久，不幸的事發生了。

    我永遠忘不了1917年7月4日那個悶熱的中午，當時我們站在喀山大教堂旁邊，那裡正在進行着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

    突然，槍聲響了。

    我們推開人群，推倒了一切擋路的東西，跑回工廠……過了幾分鐘，鍛工安德烈·霍列夫的熟悉身影出現在門洞裡，他似乎有些猶豫地邁過門坎，然後停了下來。

    隻是在這時，我們才看見他的雙手抱着萬尼亞·濟明，濟明的頭很不自然地向後傾着，好象在霍列夫胸前睡熟了一樣。

     我們把萬尼亞安放到一張工作台上。

    他眼睛緊閉，雙手攥成拳頭。

    他那顯然還沒有碰過刮臉刀的嘴唇上，長着淡白色的茸毛。

    他的上嘴唇微微地翹起，似乎想大聲說點什麼，但沒來得及。

    不，我們不信、不願意相信他已經死了，不相信今後再也聽不到他的聲音了。

    要知道，他才17歲呀…… 萬尼亞是讓士官生的子彈打死的。

    當時他正和工人們一起參加遊行，高舉着要求資産階級的部長們滿足人民的要求和停止戰争的标語。

    而臨時政府卻命令士官生開槍。

     我們大家咬緊牙關，默默地站在萬尼亞的遺體旁邊。

    現在我們應該怎麼辦？ 領班跑來了，他結結巴巴地說，工廠主命令把擾亂分子的屍體從工廠搬出去。

    但他看到我們堅定的、充滿仇恨的目光，就慌慌張張後退逃了回去。

    大概他覺得，這個時候，我們什麼都能做得出來。

     萬尼亞·濟明沒有親屬。

    我們讨論了怎樣将他埋葬的問題。

     那些日子，彼得格勒實際上處于戒嚴狀态。

    在城市的大街上行走很危險。

    在通往墓地的所有道路上，都有可能碰上喝醉酒的哥薩克騎兵偵察隊或士官生巡邏隊。

    他們都可能讓我們挨一頓鞭子或吃幾粒彈丸。

     要不是我那在喀琅施塔得的水雷教導隊裡當水雷手的哥哥伊裡亞正巧來到我們廠，我們還真不知該怎麼辦才好。

    他是和他的同志們一起到我這裡來，當他們知道我們的憂慮後，就決定幫助我們。

     水兵們的辦法非常巧妙。

    他們找來一個趕馬車的，給濟明套上了海魂衫，戴上了水兵帽。

    四輪馬車向孔博格瓦爾傑伊斯基林蔭道方向駛去。

    那裡離海軍第二支隊很近，哥薩克和士官生不敢去放肆。

    伊裡亞坐在右邊，他的一個同志坐在左邊，他們裝成醉鬼。

    在他們中間，躺着濟明，他好象在睡着。

     我們目送輪馬車到達“五角”樓，然後轉向海軍支隊方向，漸漸地從我們的視線裡消失。

     也許，正是這個時刻，正是在告别萬尼亞·濟明的時候，我也徹底地告别了我的青年時代…… 1917年9月，我們那生産馬刺的工廠，由于需要量下降，關閉了。

    我們失業了。

     我閑了下來，便開始經常到我的兩個哥哥彼得和伊萬那裡去。

    他們和伊裡亞一樣，都在波羅的海艦隊服役。

    正是在他們那裡，我第一次聽到了關于列甯的事。

    在他們那裡讀了《共産黨宣言》，看到了布爾什維克的報紙和傳單。

    當然，在那個時候，我還不懂得宣言裡所說的深奧的理論。

    但我深深地懂得：無産階級失去的隻有枷鎖，而他們将得到整個世界。

    工人階級在反對資本家和地主的鬥争中将起決定性的作用。

     我逐漸開始理解，布爾什維克的口号“窮人需要和平，富人需要戰争”的具體涵義。

     有一天，我去喀琅施塔得看望我的哥哥們。

    但沒看見伊裡亞，他去放哨了。

    我猶豫了一會兒，不知該怎麼辦。

    後來，我幹脆躺到他的鋪位上，睡熟了。

     有人在我背上猛地一推，把我驚醒了。

    我一下子躍起身來。

    在我面前站着一個水兵。

     “崔可夫，你為什麼離開哨位？” 他肯定看錯了人，我與我哥哥長得很象。

    我平靜地回答。

     “我是崔可夫·瓦西裡，伊裡亞是我哥哥。

    ” 後來我才知道，這個水兵是支隊委員會成員。

    他馬上詳細地詢問起我來： “你有什麼事，為什麼在這裡？” 我向他講了我的許多想法。

    我什麼也沒隐瞞，甚至對他坦白了我想打機會搞到武器。

    為我死去的好朋友向克倫斯基複仇。

    顯然，他很欣賞我的坦率态度。

    他請我抽空兒到委員會去一趟。

     我哥哥回來後，我把同那個水兵的談話内容告訴了他。

     “他是庫茲明同志，”伊裡亞說：“一個很好的人，一個布爾什維克。

    ” ……不久，我又來到喀琅施塔得。

    我很快找到伊裡亞，剛剛告訴他，我依然還沒找到工作的事，庫茲明就來了。

    他問明了事情的原委，建議我留在喀琅施塔得，留在水雷教導隊。

    17歲就當一名水兵，而且還在喀琅施塔得。

    還有什麼比這更了不起的呢？我高興得不知怎麼說才好。

     “太好了，謝謝你！” 從這時起，穿上一身水兵裝的想法，占據了我的整個頭腦。

     過了兩天，我把裝有零碎物品的小箱子帶到了喀琅施塔得。

    正如庫茲明所允諾的我作為一個水兵被編入了水雷教導隊。

     于是，我的新生活、軍人的生涯開始了。

     在十月起義以前，我兩次去彼得堡的奧布霍夫工廠，庫茲明派我帶着黨的任務去那裡找工人同鄉，了解他們的情況。

    一切迹象表明，奧布霍夫的工人們已在積極地準備着，他們正在焦急地等待出發的信号。

     10月23日，喀琅施塔得的水兵隊伍開始編隊。

    幾乎所有人都被編入隊伍。

    一支隊伍要去海軍第2支隊，另一支隊伍去波羅的海造船廠。

    但是，不知為什麼哪支隊伍裡都沒有我，大概這是哥哥伊裡亞對我的關心。

    他自己帶一隊伍去彼得堡了。

    我心裡感到很難堪——要知道我同樣可以消滅士官生。

    但我所受的這種委屈并未持續多久，一天以後，好消息從天而降：列甯領導的武裝起義勝利啦！……我們歡呼着，跳躍着。

    就在那些日子裡，我們得知二哥伊萬的命運。

    他在幾個月以前就失蹤了。

    原來，他在7月就被抓進了監獄，囚禁于死牢中。

    伊萬怒斥克倫斯基之流是革命的叛徒、是屠殺工人階級的劊子手。

    法院判決伊萬死刑，但獄吏沒來得及執行這個判決。

     冬天來了。

    芬蘭灣和涅瓦河都封凍了。

    許多水兵從喀琅施塔得來到彼得堡，在那裡執行着蘇維埃政府的各種任務。

    這一時期發生了計多使人憂慮的事件。

    革命的敵人開始擡頭了。

    他們不斷地暗中破壞人民政權各項決議的實施，接連地組織反革命暴亂。

    黨把最可靠的波羅的海艦隊的水兵隊伍投入到與他們的鬥争中去。

    這一次，伊裡亞把我帶上了。

    我們被派去警戒莫斯科至薩拉托夫鐵路上的列車。

    列車從薩拉托夫将糧食運送到俄國中部地區。

    整個1月和2月，我們都在糧食專列的取暖貨車上度過。

     2月份，我們收到了父親的來信： “富農、商人、官吏煽動人們起來反對蘇維埃。

    因為你們，他們向我報複。

    前幾天，他們放火燒了我的谷倉，整個棚子都燒光了。

    家裡已無糧草，盼你們回來幫助我……” 在這一天，伊裡亞被批準短期休假。

     “跟我走，回家去看看父親！”他對我說。

     “時間很長嗎？” “咱們看情況。

    ” ……謝列布裡亞普魯德村散布在奧謝特爾河河谷裡。

    村莊的中心部分在右岸。

    筆直的街道兩旁是木闆或鐵皮屋頂的房屋，或者是高高的圍牆。

    在中心區的廣場周圍，布滿了貿易貨棧和石頭房屋——商店、小鋪、倉庫等等。

    在中心區居住着富裕的農民、商人、牲口販子和工人。

    在河的左岸，沿着坡地和窪處，亂糟糟地散落着一些小房子和殘破圍牆圍着的小木屋。

    河彼岸的這部分村子被稱為“鳄魚嚎”。

    這裡住着貧農。

    隻有我父親伊萬·伊萬諾維奇·崔可夫的房子夾在這一帶都是兩個窗子的木屋中間顯得突出。

    房子呈十字形，一共有6個窗，大門安裝在深埋地下的橡木柱子上。

    我父親是個身強力壯、性格剛毅的人。

    他養活着一個有8個兒子和4個女兒的大家庭。

    家庭生活水平雖然還不能擺脫貧困的威脅，但還能維持下去。

    他用盡最後的心血，建設了這個還算是堅固耐用的家。

    林裡人都叫他“大力士約内奇”。

    當村裡進行角力時——這是常有的事，父親站在密密的人群中間，無論誰也别想在他身上讨到便宜：他那一普特重的拳頭，打得又猛又準，誰也招架不住。

    但是，現在他顧不上拳鬥了，谷倉被燒光了，春天播種用的種子一口袋也沒有剩下，用于磨粉的谷粒一俄鬥也不到。

     我們晚上回到家。

    父親坐在桌子旁，滿臉陰雲，憂慮重重：拿什麼來喂飽從長凳這頭到那頭的一張張饑餓的嘴呢？離秋播作物的第一次收獲還早着呢。

     在這個星期裡，我的兩個哥哥彼得和安德烈也回到家裡。

    他們都已經結婚。

    妻子和孩子在父親家裡生活。

    經過貧農委員會的共同努力，好不容易搞到了幾口袋留種用的谷粒。

    糧食有了，除此而外，還在已逃到國外的舍列梅捷夫伯爵的莊園裡，弄到了牲畜飼料。

     不久，伊裡亞回自己的支隊去了，支隊司令部設在莫斯科帕韋列茨車站。

    他讓我在家待命。

     春天來了。

     村子裡傳起了令人不安的消息。

    說是國内許多地方都發生了反革命判亂，資本主義國家勾結在一起發動了反對蘇維埃俄國的戰争。

    看看報紙或其他什麼宣傳品，才知道協約國用經濟封鎖和直接幹涉我國内部事務等辦法來威脅蘇維埃共和國。

    他們妄圖扼殺革命，撲滅人民的革命熱情。

     有一次，我在牧場遇見了童年時代的朋友，與我同歲的格奧爾吉·明金、阿列克謝·古巴廖夫和瓦西裡·雷金。

    他們全都穿着綴有白色鈕扣的黑色單排扣短大衣。

    他們剛從市立學校畢業，這種學校相當于今天的七年制中學。

    他們也被許許多多的流言蜚語搞得驚恐不安。

    他們懷疑巴黎公社的曆史是否會重演？ “如果我們不是躲在家裡的火爐旁等待觀望的話，那麼，曆史是不會重演的。

    ” 在受教育方面，我在他們中間是個才疏學淺的人，因為我隻讀了四年書。

    但是，在彼得堡五年的工人生活經曆，卻使我可以用平等的身份與他們交談。

     “那我們做些什麼？”他們說。

     “為工人的事業準備鬥争。

    ” “怎麼，鬥争？” “這個問題正是我們要考慮的。

    你用拳頭是打不倒協約國的。

    ” 第二個禮拜日，有人對我們說，在莫斯科有個軍事訓練班。

    它從可靠的工人和農民中錄取願意當紅軍指揮員的人。

    這個消息使我們振奮起來。

    我們準備先去一個人了解一下情況。

    格奧爾吉·明金到莫斯科調查去了，我們焦急地按天、按小時計算着時間，經常去車站迎候我們的“偵察員”。

    終于我們收到了他的來信。

    他告訴我們，他已經成為第一期紅軍軍事教官訓練班的學員了。

    他說，錄取條件很簡單，最要緊的是，需要村蘇維埃的證明信，以證明來人政治上可靠。

     不久，我們三個夥伴帶着幾隻木頭箱子，從謝列布裡亞内普魯德來到了列福爾托沃。

    訓練班就設在這裡的一座建築物裡，這座建築的前身曾是阿列克謝耶夫斯基軍事學校。

    當我們闖入前廳時，立即被哨兵攔住了。

    他是一個學員。

    他詢問我們來此的目的以及我們的身份，并立即報告給訓練班的政委。

    不多會兒，政委來到我們面前。

     “是來服役的，還是來學習？” 我身上穿的是水兵短大衣和寬腳的褲子，很遠就看得出是水兵。

    我首先回答： “即學習，也服役！” 政委看了我們的證明信後，讓我們去他的辦公室。

    顯然，明金已得知我們的到來，他站在政委的辦公室旁，直向我們使眼色，這使我們增強了勇氣。

     進了辦公室，政委看了我一眼，問道： “除了村蘇維埃的證明信，你們還能用什麼來證明，你們是真心實意來幹革命的？” “用行動”。

    我回答，沉默了一會兒，又補充道：“我沒有其他證明，但如果您給帕韋列茨車站的契卡①支隊的首長去個電話，您就會了解到，他的支隊裡有個水兵崔可夫·伊裡亞是我的親兄弟。

    ”—— ①肅反委員會——譯注。

     我不知道政委是否給車站打過電話。

    但是，在第二天宣讀的命令裡，把我——崔可夫·瓦西裡·伊萬諾維奇和雷金·瓦西裡·庫茲米奇編入步兵第2班，把古巴廖夫·阿列克謝·阿列克謝維奇編入炮兵排。

     就這樣，我成了紅軍第一期莫斯科軍事教官訓練班的學員。

     “這就是彼得堡，革命的彼得堡，你應當鍛煉好自己，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伊裡亞看見我穿着新的軍裝時對我說，“你應該成為一名真正的紅軍指揮員。

    ” 是啊，現在已經過去許多年了，但我仍然懷着無比真摯的感情回憶起革命的彼得格勒，回憶起當時的同志們以及他們的戰鬥精神。

    涅瓦河邊的這個城市成為我個人生活道路上的第一個重要的裡程碑。

    我将永遠懷着極為崇敬的感情思念着它。

     我是在中國重慶聽到法西斯德國背信棄義侵犯我國領土的消息的。

    那時，中國軍隊的總司令蔣介石在重慶，而當時我是中國當局的軍事總顧問和蘇聯武官。

     當時去中國時，戰争的火焰已經燃遍了整個西歐，波蘭、丹麥、挪威、比利時、荷蘭和法國先後淪陷。

    預料法西斯德國将入侵不列颠群島。

    英勇的英國飛行員多次擊退了法西斯空軍對和平城市的密集轟炸。

    但是，倫敦在燃燒着，考文垂市被炸成一片廢墟。

     戰後，當納粹檔案對社會公開以後，我們才知道，早在1940年秋天，希特勒就已經放棄了強渡英吉利海峽的計劃。

    這在戰略決心和戰術決心中帶有明顯的政治色彩。

    對于這一點，我們軍人在德軍最高司令部剛一将其強渡英吉利海峽的行動推遲到1941年春天的時候，就已經清楚。

     在敦刻爾克，當英國遠征軍克服了極大的困難，成功地撤退之後，英國的危機狀況明顯地改善了。

    德國空軍對英國的空襲沒有使英國人民屈服。

    空中力量的對比也在逐漸拉平。

    船隊不斷地把飛機從美國運到英國。

    美國的工業體系雖然緩慢地發展，但最終還是轉移到各種武器的生産中去了。

     在遠東，軍國主義的日本正在等待時機，随時準備争奪原料産地、銷售市場和勢力範圍。

     那時，我在中國工作的任務是：幫助中國人民進行抗日戰争。

    當時日軍已經占領了中國的主要工業中心和海港城市。

    另外，我還要摸清楚日本在太平洋問題上的立場。

    日本如果繼續執行以前的軍國主義政策，它會繼續擴大它的侵略範圍。

     向什麼方向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