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在斯大要格勒會戰的日子裡 第五章 背水一戰

軍軍事委員會讨論了當時的局勢，作出了一些重要的決定。

    為了不中斷與左岸的聯系及部隊的供應，我們首要的任務是，組織好部隊渡過伏爾加河。

     這個任務非常艱巨。

    因為整個白天伏爾加河都在敵人的觀察距離和射程之内。

    我們需要衆多的渡口或碼頭。

    以便裝禦人員和彈藥補給。

    因此，除了集團軍自己掌握的兩個渡口外。

    我們讓每個師都自行組織渡河。

    哪怕規模再小，總是能夠對各師的撤退傷員和運送彈藥方面有所幫助。

    所有的渡河方式，都被我們認真研究過，整個渡過行動，都在我們認真的監督之下進行。

     我們拟制了與各部隊進行電話和電報通信的應急方案。

    這個方案是由集團軍通信主任尤林上校（後來成為将軍）制定的。

    他總是掌握有備用電路和沿伏爾加河河底敷設的電線線路，當一個通信系統被損壞之後，我們可以改用另一個系統。

    除此之外，在左岸還設有通信中間站，通過中間站我們能夠與駐紮在城裡的各師保持聯系。

    但在大規模轟炸和掃射的情況下，與我河岸各部隊的通信經常中斷。

     3 連日來，德軍的将軍們采取了一切措施，阻止我生力部隊渡河進入城裡。

    從天明到天黑，伏爾加河上空都有他們的飛機盤旋和俯沖，而到夜間，則進行炮擊。

    所有碼頭和通向碼頭的道路，整天都被敵人火炮和六管火箭炮封鎖着。

    第62集團軍要把部隊和物資渡過伏爾加河，簡直是困難重重。

     夜間渡河可達右岸的分隊，應當在該夜盡快進入到各個陣地，物資也要在當夜分發給各部隊，否則，會被白天的轟炸毀滅。

    我們無法處置在伏爾加河右岸的馬匹和車輛，因為沒有地方可隐蔽它們，以躲避子彈、炮彈、手榴彈和迫擊炮彈的打擊。

    因此，所有運過伏爾加河的物資，都是戰士們用肩膀把它們扛到各發射陣地。

    白天，他們要打退敵人的猛烈攻擊；夜裡，他們不能休息和睡眠，要搬運彈藥、食物和各種工程器材。

    這就大大地消耗了戰士們的體力，但部隊的戰鬥力并未因此削弱。

    這種情況繼續了不是一天，不是一個星期，而是整個戰鬥過程。

     在市裡，從戰鬥打響到戰鬥結束，各碼頭的軍械交換站都是由索科洛夫中校管理的，而給養站是由斯帕索夫中校和季諾維也夫少校管理的。

    他們始終處在槍林彈雨之中，随時都可能被炮彈、炸彈炸得粉身碎骨。

     9月19日，H·E·巴秋科的步兵第284師向伏爾加河 左岸開來，這個師被編入第62集團軍。

    我們焦急地等待他們的到來，因為這一天，在市中心，即羅季姆采夫師戰鬥的地區，局勢發生了非常嚴重的變化；在步兵第95師第112師戰鬥着的馬馬耶夫崗地區，形勢也相當危急。

    而中心渡口已經完全癱瘓。

     那天晚上，我們得知，斯大林格勒方面軍将于9月20日再次從北面向敵人實施攻擊。

    因此，我決定，我部将從馬馬耶夫崗地區向西南方向繼續實施反攻擊。

    我們相信，在斯大林格勒方面軍9月19日的反攻擊之後，新的攻擊将會獲得更大的成功。

     深夜，第62集團軍接到命令。

    命令要求我們9月20日 以現有的一切兵力繼續實施進攻，完成既定任務。

     羅季姆采夫師所屬地段的形勢繼續惡化。

    然而，我們卻抽不出哪怕是一個營的兵力去幫助他。

    我們唯一能做的是，把他的第39團再還給他，這個團于9月19日之前已脫離師的建制，在葉林的指揮下，戰鬥在馬馬耶夫崗地區。

     杜比揚斯基的近衛第35師的部隊嚴重減員，已無力進行任何有組織的戰鬥。

    因此，我們決定把剩餘人員和武器裝備，交給步兵第42、第92旅，把師指揮機關撤往伏爾加河對岸重新整編。

     那些日子裡，我們與方面軍炮兵司令員B·H·馬特維耶夫少将之間發生了激烈的争論。

    他要求，随步兵師一起去加強第62集團軍的炮兵部隊，應渡河到伏爾加河右岸、到城裡去。

    而集團軍軍事委員會堅決反對這個主張。

    我們把步兵師的炮團留在伏爾加河左岸，而把炮兵觀察所搬到右岸。

    從那裡它可在寬大的正面指揮火炮和炮兵連的火力機動。

    我們隻是要求迫擊炮和反坦克炮随部隊一起渡河。

     在市裡，正如我已經覺察到的那樣，我們的炮兵群既沒有馬力牽引，又沒有機械牽引。

    這樣，我們就喪失了火炮的機動。

    用雙手推着大炮和榴彈炮，在被炸得坎坷不平的街道上行走，通過市區的廢墟，這是不可能的。

    從9月後半月起，從伏爾加河對岸把炮彈運過來，再運進城裡就已經很困難了，有時完全行不通。

    因為白天敵人監視着從東邊通向伏爾加河的所有道路。

    從9月22日起，敵人抵達中心渡口，他們向每一隻渡船實施直接瞄準射擊。

    在夜間運送彈藥也很冒險，因為敵人已知道我們的渡河區域，他們不斷地向河面上空投照明彈，使伏爾加河整夜都亮如白晝。

    把彈藥運過這1公裡寬的水面，比從100公裡以外把彈藥運到伏爾加河岸邊還要困難。

     方面軍軍事委員會采納了我們的意見。

     把師屬炮兵留在伏爾加河左岸的決定，無疑是正确的，在城市防禦和進攻的整個戰鬥過程中師屬炮兵都起了積極的作用。

     把炮兵團和榴彈炮團留在伏爾加河對岸，使每一個師長或旅長都能随時調動自己的炮兵火力，射擊前線任何一個地段。

    集團軍炮兵司令H·M·波紮裡斯基少将，在必要的時刻，也能夠組織伏爾加河左岸的所有旅和師的炮兵連，集中火力打擊一個目标。

     H·M·波紮裡斯基對使用炮兵火力抗擊敵人步兵和坦克的進攻這一複雜和艱巨的任務，做了出色的準備工作。

    波紮裡斯基指揮的營射擊和團射擊經常是十分準确的，并且具備靈活的機動能力。

    在伏爾加河對岸的闊葉林裡，集中着身管炮兵和火箭炮兵的強大的突擊火力。

    在斯大林格勒的街道上、在工廠的車間裡，也有直接瞄準的火炮和迫擊炮。

    這些炮兵火力向企圖沖向伏爾加河各個地段的德軍，實施無情的猛烈的打擊。

    對集結在工廠區前和馬馬耶夫崗上的敵人龐大的步兵群和坦克群，波紮裡斯基的炮兵毫不客氣地給予了毀滅性的打擊。

     火炮—戰争的上帝。

    在斯大林格勒防禦戰鬥的日日夜夜裡，它發揮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第62集團軍的炮手們，以機動、準确的火力，給德國侵略者帶來很多的煩惱。

    而指揮這些炮兵的是出色的炮兵專家和天才的軍事首長H·M·波紮裡斯基。

    他是一個頭腦清醒、有膽有識的紅軍指揮員。

     從9月中旬開始，每天晚上，H·A·克雷洛夫将軍、H·M·波紮裡斯基将軍、師級政委K·A·古羅夫和偵察主任M·J·格爾曼上校都聚會在我這裡。

    我們根據偵察情報，把凡是德軍正在集結兵力、進行進攻準備的街區，都标在作戰地圖上。

    然後，在天明之前，用所有炮兵火力，包括“卡秋莎”，突然向這些街區實施打擊。

    我們還用遠程航空兵向那些街區實施突襲。

    這樣，每一發炮彈都射擊敵人集結的中心地區，較之對廣闊的場地和地區進行攔阻射擊更有效。

    敵人的有生力量遭到毀滅性打擊。

    我們還用直接瞄準射擊打擊敵人，騷亂敵軍戰鬥隊形。

    在這一連串夜襲之後，敵人進攻時，再也擺不出氣勢洶洶的樣子了。

     9月20日黎明時，戰鬥又打響了。

     在我軍右翼（雷諾克、奧爾洛夫卡、拉茲古利亞耶夫卡）繼續進行牽制戰，而在馬馬耶夫崗地區，步兵第95和第112師的部隊，正在抗擊着敵人新銳部隊的攻擊。

     晌午，第95師師長戈裡什内上校向我報告情況時說：“如果不考慮前線向這一邊或另一邊不超過100公尺的微小變動的話，那麼，可以說，馬馬耶夫崗的局勢仍舊是穩定的”。

     我警告他說：“要注意，哪怕是100公尺的變動，也會招緻丢掉馬馬耶夫崗……” “甯死，我也不放棄馬馬耶夫崗，”戈裡什内回答說。

     師長B·A·戈裡什内上校和他的政治副手A·A·弗 拉先科，深入地、準确地了解戰鬥的每一個細節，在戰鬥中他們之間建立了深厚的戰鬥情誼。

    他們能夠互相彌補：前後不僅是一個指揮官，同時也是共産黨員，他對全體人員的政治教育給予很大的關注；後者在領導本師黨的政治工作的同時，能夠深入、細緻地研究作戰行動實際問題。

    他善于很理智、很内行地與每一個指揮員交談。

     聽了他們用電話向我報告的情況後，我絲毫不懷疑報告中對事實分析的可靠性和客觀性，不論他們（戈裡什内或弗拉先科）之中誰向我彙報。

    因為他們倆個人都十分了解作戰情況，都很熟悉敵人的作戰特點。

     戈裡什内師緊随羅季姆采夫師進入城市。

    他的師是剛一渡過伏爾加河，未經休整，就投入到争奪馬馬耶夫崗的戰鬥中，然後又在拖拉機廠和“街壘”廠地區作戰。

    該師的一些團中，準确地講，隻是一些團司令部，輪流撤回伏爾加河左岸，在那裡進行短期休整，補充連隊，然後重返戰場。

     戈裡什内和弗拉先科，在戰鬥最殘酷的時刻，仍然在自己的觀察所裡，從容地、鎮定地指揮着自己的部隊。

     要去他們的指揮所比去伏爾加河岸邊還要困難。

    敵人的狙擊兵已經封鎖了“街壘”工廠及“紅十月”工廠之間的凹地。

    最初幾天，我們就有許多戰士犧牲在那裡。

    因此，這片凹地被我們稱為“死亡溝”。

    為了減少傷亡，我們橫跨凹地砌起石頭圍牆。

    這樣一來，隻要彎着腰、緊貼住石牆，就可以到達戈裡什内的指揮所。

     在羅季姆采夫的近衛步兵第13師的地段上，情況也十分嚴重。

    9月20日晌午，敵人的自動槍手已潛入中心渡口地區。

    師指揮所已開始用沖鋒槍與之對射。

    該師的近衛第42團的部分分隊已處在半包圍之中，通訊聯絡經常中斷，而且中斷的時間愈來愈長。

    派往羅季姆采夫司令部的集團軍通訊參謀都犧牲了。

    派往中心碼頭的葉林團遲遲未到，因為他們在途中被敵機發現，并且遭到連續的轟擊。

     集團軍隻能從左岸用炮兵火力援助這個師，然而，這也不過是杯水車薪。

     在羅季姆采夫師的左面，在察裡察河上，戰鬥愈來愈殘酷。

    在那裡作戰的有姆·斯·巴特拉科夫的步兵第42旅的幾個營，由北海艦隊水兵組成的步兵第92旅以及薩拉耶夫師的一個團。

    與他們的聯系也經常中斷，這使我們很難判明這一地段的戰鬥形勢。

    但是有一點是明确的—敵人集結了新銳力量，拼命想沖到位于我防禦中心的伏爾加河，然後擴大突破口。

    因此，我們必須在馬馬耶夫崗區域繼續實施反突擊。

    如果減弱這裡的反突擊，那麼敵人就會放開手腳，全力猛攻我左翼。

    進而擊潰我在城市中心的防禦部隊。

     9月21日夜，原作為集團軍預備隊、放在馬馬耶夫崗東邊的巴秋科師的步兵第284團，渡河來到城裡。

     将近夜裡兩點鐘時，我接到方面軍司令員葉廖緬科上将打來的電話。

    他通知我說，斯大林格勒方面軍的一個坦克旅，已從北面沖過敵軍陣地，将在奧爾洛夫卡地區與我們會師。

    我把大家都喚起來，自己坐在電話機旁，整整一夜都在尋找這個坦克旅，我們焦急地等待着斯大林格勒方面軍的部隊與我第62集團軍會師的好消息。

    然而，沒有等到這樣的報告。

    幾天以後，我們才得知，坦克旅未能到達目的地。

    坦克第67旅整個旅和他們的旅長希德賈耶夫上校一起，在敵人戰鬥隊形的縱深處全部陣亡。

     9月21日到22日，第62集團軍的部隊處于危急關頭。

     敵人以巨大的損失為代價，第一次把我集團軍切成兩段：在近衛步兵第13師的地段，敵人前出至第2堤岸街，其先遣分隊已逼近中心碼頭。

     9月21日傍晚，第13師占領的前線陣地是：克魯托沖 溝、第2堤岸街、“1月9日”廣場、太陽大街，共産主義大街、庫爾斯基大街、奧爾洛夫斯基大街、無産者大街、果戈裡大街，直至察裡察河。

     該師的幾個分隊陷入包圍，一直戰鬥到最後一粒子彈。

    關于他們的情況、尤其是近衛步兵第42團1營的情況，我們沒看到更詳細的材料。

    這就是為什麼在當時所有的戰報裡以及後來的報紙、書刊上，在提到斯大林格勒戰役時，都談到：保衛火車站的那個營，于1942年9月21日全營覆沒，隻有一個叫科列加諾夫的少尉軍官活了下來…… 坦率地講，直到最後一天，我還不相信這個營于9月21日全部陣亡的消息。

    因為當時從敵人的舉動判斷，我總覺得，在車站附近及其左側地區，一直有我們的戰士在戰鬥，法西斯分子在那裡遭受了巨大損失。

    但是，是誰在那裡堅持搏鬥？他們又在怎樣搏鬥、——這一點誰也不曉得。

    這些人的命運，象一塊沉重的石頭，一直壓在我的心頭，使我每每想起，就感到不安。

    後來，在我的《集體英雄主義的集團軍》一書出版以後，以至電台廣播了這本回憶錄的部分章節之後，我收到了許多來信，其中包括偉大衛國戰争的殘廢軍人安東·庫茲米奇·德拉甘的信。

    這位老戰士說，他知道在法西斯占領車站以後這個營的詳細情況。

    這封信使我很激動，終于能在15年後查明這些人的命運。

    我常常懷念他們，我一直不相信，與法西斯分子在車站附近搏鬥了7天的戰士，會在一夜之間全部陣亡、或者說投降了。

     我确實沒弄錯。

    1958年的夏天，我利用休假時間，去訪問了這封信的作者。

    他住在契爾尼戈夫省普裡盧克區的一個叫利科維察的村子裡。

    見面後，第一眼，第一句話，立刻就使我們相互認出來了。

     安東·庫茲米奇馬上使我回憶起，我第一次與他們見面的地點。

    他說： “您還記得嗎？那是在9月15日晚上，在普希金廣場的教堂旁，您看見我便問：上尉，你的人在哪兒？……噢，在這裡，那就接受任務吧，要把法西斯趕出車站。

    清楚了嗎？ ……” “是的，我還記得。

    ”我回答說。

     在我眼前，仿佛出現了當時的情景：到處都是坍塌的房屋，煙霧籠罩着河岸。

    在河岸上，一群帶着步槍、自動槍的人，向遠處走去。

    其中有一個個子不高、但很機敏的人，身上挂滿了手榴彈，一雙眼睛又紅又腫。

    他就是安東·庫茲米奇·德拉甘上尉。

    他當時是羅季姆采夫師近衛步兵第42團1營1連的連長。

    我仿佛看見，年輕的指揮官在接受了任務以後，迅速地拉開隊形，帶領連隊向車站方向走去，隊伍很快就消失在煙霧和黑暗之中。

    過了幾分鐘，車站方向傳來了密集的對射聲。

    這說明他們連已投入戰鬥。

     “請允許我從頭講述整個經過。

    ”當我與安東·庫茲米奇在桌旁坐定後，他說。

     下面就是他的叙述： “當我帶領連隊前往車站，并開始與敵人對射的時候，營長切爾維亞科夫趕上了我。

    他來到我面前，一邊擦着眼鏡，一邊警告說：‘要切斷敵軍并牽制住他們。

    要長時間地堅守在那裡，要多帶些手榴彈。

    ’ 我帶領連隊在黑暗中來到車站的鐵路迂回線。

     夜裡，四周都是射擊聲、爆炸聲。

    我們戰士以戰鬥組為單位，在一些毀壞的房子裡構築起工事，非常艱苦地抗擊着敵人的進攻。

    我覺察到，車站的建築物在敵人手中。

    于是，我們從左面穿過鐵路路基。

    在交叉路口，我們看見一輛被打壞的我軍坦克，附近有10個坦克手。

    我們在車站建築物附近集中後，便與敵人短兵相接地打了起來。

     先是一頓手榴彈，然後，我們的戰士沖了上去。

    突如其來的打擊，使得敵人倉皇逃命，并在黑暗中胡亂地射擊。

     就這樣，我們連占領了車站。

    當敵人清醒過來，知道我們隻有一個連時，我們已占據了堅固的防禦工事。

    盡管敵人多次從三面向我發起攻擊，可車站在天亮之前仍然在我們手中…… 清晨不知不覺地來臨了。

    這是斯大林格勒的一個沉悶的清晨。

    法西斯的俯沖飛機，借着黎明的光亮，向車站投下幾百枚炸彈。

    轟炸之後，緊接着又是炮火轟擊。

    車站的樓房燃起了熊熊烈火，牆壁坍塌了，鋼筋扭曲了，可戰士們仍在繼續戰鬥…… 直至傍晚，敵人們未拿下車站建築。

    最後，他們信服了：任何攻勢都不能使我們屈服。

    于是，就轉向迂回線。

    這時，我們把戰鬥轉到車站前的廣場。

    在噴泉旁、在鐵路路基邊，展開了激戰。

     我還記得這樣的情形，德國人繞到我們後方，聚集在車站前廣場上的角樓裡。

    在我們的地形圖上，我們稱角樓為‘制釘廠’，因為，那裡曾經存放過釘子。

    敵人企圖從那裡向我們背後實施突擊。

    然而，我們識破了他們的意圖，并先向其發起反攻擊。

    這時，我們得到了正向車站開近的紮沃敦上尉的迫擊炮連的火力支援。

    我們沒有能夠完全地占領‘制釘廠’，隻占領了一個車間。

    而旁邊的車間仍在敵人手中。

     這時的戰鬥已轉到建築物裡面了。

    我們連的兵力幾乎消耗殆盡。

    不僅我們連，整個營都處于極端困難的境地。

    營長切爾維亞科夫上尉受傷了，被後運到伏爾加河對岸。

    全營由費多謝耶夫上尉指揮。

     敵人從三面向我營壓過來。

    彈藥已很緊張了，更不用提吃和睡了，然而最可怕的是渴。

    為了找水，首先為機槍找水，我們射穿了自來水管，從裡面一滴一滴地滲出水來。

    ‘制釘廠’建築物裡的戰鬥忽停忽起。

    在短兵相接中，刀、鐵鏟、槍托都派上了用場。

    拂曉時，敵人調來了預備隊，一個連接一個連地向我壓來。

    面對這樣的強攻，我們顯然是很難抵擋的。

    我立刻向費多射耶夫上尉報告眼前的形勢。

    這時，科列加諾夫少尉指揮的步兵第3連前來增援我們。

    在來路上，這個連遭遇到密集的炮火，并遭到多次攻擊。

    瘦高個的科列加諾夫，身上穿着沾滿泥土的士兵服，到底還是把連隊帶來了。

    他鎮靜地報告說：‘全連還剩20人，前來報到。

    ’ 他在給營部的報告中寫道：‘我已到達‘制釘廠’，情況極為嚴重。

    但是，隻要我活着，任何惡棍也休想胡來！’ 激烈的戰鬥持續了整整一夜。

    分成小組的德國自動槍手和狙擊兵，向我後方摸過來。

    他們隐蔽在暗樓、廢墟和下水道裡，從這些地方向我們射擊。

     費多謝耶夫營長指示我，組織一個沖鋒槍手小組，摸到敵人後方去。

    我執行了他的命令。

    關于這件事，我在日記上是這樣寫的的……” 安東·庫茲米奇讓我讀了這一頁。

    這裡，我逐字逐句地引用他寫的話： “9月18日。

    剛才，志願沖鋒槍小組悄悄地逍遁在夜幕中。

    他們走了，他們懂得任務的複雜性和艱巨性——要潛入敵人後方，并在那裡獨立作戰。

     他們每個人都領到了5天的彈藥和給養以及在敵後作戰的詳細指示。

     不久，敵人的防禦就出現亂子。

    敵人顯然搞不清：是誰搗毀了剛剛運來彈藥的汽車，是誰消滅了機槍手組和炮兵班。

     從早晨到中午，敵機不斷在城市上空盤旋。

    一些飛機離開機群，隐入高空，然後又掠地飛行，向街道、向建築物的廢墟上抛灑暴雨股的子彈；另一部分飛機，拉響戰鬥警報器，在城市上空盤旋，企圖制造緊張慌亂氣氛。

    燃燒彈從天而降，重型地雷接連爆炸，城市籠在熊能大火之中。

    9月18日夜間，德軍炸毀了我們車間與‘制釘廠’其他建築之間的圍牆，并開始向我們投擲手榴彈。

     我們的戰士剛剛把敵人擲來的手榴彈從窗子扔回去，一顆手榴彈爆炸了，科列加諾夫少尉受了重傷，紅軍戰士們一個接一個地倒下去。

     兩個戰士費了很大的勁，才把科列加諾夫救出來送往伏爾加河。

    再往後他的命運如何？我就不知道了。

    ” “那麼，以後又發生了什麼事呢？”讀完這幾行日記，我問道。

     “我們在‘制釘廠’堅持戰鬥了一天多，”安東·庫茲米奇繼續講：“紮沃敦上尉帶着他的迫擊炮連來增援我們。

    他們的迫擊炮彈早已打完了，但是，迫擊炮手們打起仗來個個都很勇猛。

    9月20日傍晚，偵察員報告說，敵人正重新配備力量，向車站集結火炮和坦克。

    全營接到命令：做好準備，打退敵坦克的攻擊。

     我從連裡挑了一些人組成幾個小組，給他們配備了反坦克武器、手榴彈和燃燒瓶。

    但是，這一天，敵坦克沒有發起進攻。

     午夜，一個當地的婦女，冒着生命危險，從敵占區偷偷地來到我們這兒，告訴我們，德軍坦克準備發起突擊。

    她還告訴了我們，許多有關敵軍布署的有價值的情況。

    我記得她的名字叫瑪麗娅·維傑涅耶娃。

    在那些日子裡，城裡的居民經常幫我們搞一些偵察，也常常給我們送水來。

    遺憾是的，這些勇敢的愛國者沒有留下姓名。

    我隻記得還有一個年青的女偵察員，戰士們都叫‘莉莎’，她在一次轟炸中犧牲了。

     9月21日，這一天是1營命運攸關的一天。

    德軍在坦克、大炮的掩護下，從清晨起就發起瘋狂的進攻。

    火力之猛，攻勢之兇，完全出乎我們意料。

    敵人把在這一地區的所有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