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相比。
我們與敵人距離已近到極限。
盡管我們有優勢的空中力量和密集的火炮力量,但在近戰中都無法發揮作用。
俄國人比德國人的優勢在于:他們更善于利用地形和進行僞裝;他們有豐富的街壘戰和固守樓房的經驗;而且他們占領着牢固的防禦陣地。
”
從繳獲的德軍摩托化第29師的戰鬥日志中得知。
9月17日,該師師長向第6集團軍司令保盧斯報告:
“……我師的兩個摩托化團幾乎全軍覆沒,220輛坦克隻剩下42輛。
”
希特勒曾經對第6集團軍司令說:“你帶領你的集團軍,你将所向無敵!”
可是,在斯大林格勒的初期戰鬥中,這個集團軍就碰得頭破血流。
希特勒撤了陸軍總參謀長哈爾德将軍的職,僅僅是再次表明自己的意圖:無論如何要占領斯大林格勒。
9月23日,所有偵察渠道都證實,敵人繼續在市内戰鬥的同時,又在戈羅季謝和亞曆山德羅夫卡地域集結大量兵力。
這就不難證明,新的敵軍集團将對馬馬耶夫崗以北的工廠居住區、拖拉機廠、“街壘”廠和“紅十月”廠實施攻擊。
為了擊退敵人從這個方向來的突擊,我們立即着手組織後方反坦克地區。
其界線是:從碼頭(在梅切特卡河口)、梅切特卡河南岸至維什涅瓦亞峽谷口,往下沿多爾吉沖溝北脊的小樹林西緣直至伏爾加河。
工程兵部隊接到命令:在3天之内敷設密集的反坦克雷區,掘出崖壁和斷崖。
各師長、旅長們接到命令:選派出特别分隊及為其警戒的分隊,在自己的防區内構築反坦克地區,敷設反坦克雷區。
為了防止敵坦克沖到我後方地區,要組織一個配備有備用地雷的工兵小組,以便能随時在敵坦克可能突破的所有道路和路口敷設地雷。
9月24日晚,當市中心的戰鬥停息時,我們得到證實,敵人的生力部隊正在拉茲古利亞耶夫卡和戈羅季謝地域集結。
夜裡,我們決定局部地變更集團軍的兵力布署,以便壓縮并強固莫克拉亞·梅切特卡河的正面和馬馬耶夫崗地域的戰鬥隊形。
9月25日,下達了變更布署的命令。
在命令中特别強調了:
“在任何情況下,絕不允許敵人闖入阿爾季列裡斯卡亞大街地區和靠近伏爾加河河岸。
并準備進一步肅清城裡的德軍……
1942年9月26日黎明前,集團軍所有部隊要作好一切
準備,反擊敵人可能實施的攻擊、特别是在戈羅季謝和‘街壘’,廠方向上的攻擊。
”
我們作出這個決定,全靠偵察兵向我們提供的準确的情報。
應該對第62集團軍M·3·格爾曼領導的全體偵察員作出應有的評價。
他們沒有報錯過一次敵情,因此,使我們能夠預先知道德軍的行動,并作出必要的決定。
頓河與伏爾河之間是一望無際的光秃秃的草原,這使我們能夠大縱深地觀察整個地形。
但僅此一點還是不夠的,還需要把所有觀察到的情況作出正确的分析,識别出假機動和虛拟情報。
我們是冒着風險行動的,因為這次變更布署是在與敵人十分接近的地方、在敵人的眼皮底下,并且是在防禦縱深極窄地域裡實施的。
這裡沒有直通路和行軍路線,到處是深溝、坍塌的建築物、障礙物以及大大小小的彈坑。
時間計算上的一點錯誤或者僞裝上的絲毫不懼,都會破壞整個戰鬥的布署,遭受敵人炮火的重大殺傷。
集團軍司令部的所有參謀作為向導被派到部隊中去,具體組織夜間的部隊機動。
防禦集團軍北翼的部隊由三個步兵旅(第115、第124、第149旅)、薩拉耶夫師的一個團、步兵第315師的摩托化步兵第2旅的一些建制不全的分隊組成。
它們的左面,即從莫克拉亞梅切特卡河到多爾吉沖溝北脊的地段上,由擁有56輛坦克(其中36輛中型坦克,20輛輕型坦克)的坦克第23軍防禦。
這個軍與葉爾莫爾金步兵第112師互相緊密策應。
在小樹林西緣、标高112的地域内,有作為第二梯隊的近衛坦克第6旅。
這個旅有7輛T—34坦克和6輛T—60坦克。
這些坦克幾乎全都被打壞,在這裡隻作為固定發射點使用。
薩拉耶夫師的一個團被包圍在靠近中央車站的一個城市公園裡。
他們堅持戰鬥着。
與他們的通訊聯系時斷時續。
這個團剩下的人已為數不多了。
步兵第92、第42旅與集團軍失去聯系,前者在察裡察河以南地區單獨作戰,後者在察裡察河以北—在青年共産國際大街、比爾斯卡亞大街和科茲洛夫斯卡亞大街戰鬥。
集團軍司令部派往這兩個旅的參謀都沒有返回。
步兵第92旅(其戰士來自水兵)在機槍營營長B·E·雅科夫列夫少校和政治部教導員B·C·弗拉索夫指揮下,進行着頑強殊死的戰鬥。
在得知步兵第92旅的真實處境後,我決定把該旅的剩餘部隊和巴特拉科夫的第42旅一起撤到伏爾加河對岸。
巴特拉科夫上校對本人在此決定之前因受傷已離開這個旅。
在我左翼,敵人放開手腳地給部隊補充了兵員和裝備,并開始向馬馬耶夫崗及其北面地區調遣部隊。
占有空中優勢的德軍部隊,既不想認認真真地偵察,也絲毫不想掩飾其準備對我實施突擊的企圖,他們大大咧咧,蠻橫不可一世。
第一次調到斯大林格勒戰場上的那些德軍部隊,尤其顯得狂妄可笑。
德國兵在進攻之前的晚上或夜裡經常向我們大喊:
“俄國佬,明天你們就要被趕進伏爾加河啦!”
這時,我們通常能正确無誤地判斷,明天敵人一定會從這個地域發起大規模的攻擊。
在與狂暴的亡命之徒作戰中,我們精心地制定我們的戰術和特殊的鬥争策略。
我們學習并學會了在肉體上以及精神上打擊和壓倒侵略者。
我們相當注意在各部隊中開展狙擊手運動。
集團軍軍事委員會支持這一創舉。
集團軍的報紙《保衛祖國》報,每天都公布被我狙擊手打死的法西斯匪徒的人數,刊登出色的狙擊手們的照片。
各個政治部門、黨團組織都參與領導狙擊手運動,在黨團會議上讨論這方面的問題,并詳細地制定各種措施,以提高神槍手的技術。
每個狙擊手都承擔起訓練幾個射擊能手的任務,并把他們培養成為獨立的狙擊手。
這樣一來,昏頭昏腦的法西斯分子可要大吃苦頭了。
我親自會見過許多著名的狙擊手,經常與他們交談,并盡我的所能幫助他們。
瓦西裡·紮伊采夫、阿納托利·契霍夫、維克多·梅德韋傑夫及其他狙擊手,特别引起我的關注,我經常同他們商量問題。
這些著名人物同其他人相比,沒有什麼特别不同的地方,甚至相反。
當我第一次遇到紮伊采夫和梅德韋傑夫時,使我注目的是,他們的謙虛态度、從容的舉止、格外沉靜的性格和機敏眼神。
他們能夠長時間地盯着一個目标不眨眼睛。
他們的手結實有力—握手時,就象一把老虎鉗子一樣,緊緊挾住對方的手。
狙手們“打獵”,往往是一大早就來到事先挑選好的地方,仔細地把自己僞裝起來,然後耐心地等待着目标的出現。
他們知道,一點點疏忽和急躁都可能出事,将使自己付出很大代價。
因為敵人總是很認真地觀察着我軍狙擊手的行動。
狙擊手隻消耗很少的子彈,但他們每放一槍就意味着被瞄準的法西斯分子不是死亡就是重傷。
我們每一個優秀的狙擊手經常向年青的射手傳授經驗,教他們掌握準确射擊的技巧。
維克多·梅德韋傑夫同我們一起打到柏林。
他打死的法西斯分子比他的老師紮伊采夫還要多。
我狙擊手的活動使希特勒的将軍們十分恐慌。
通過我們的傳單他們才清楚我狙擊手給他們帶來多大的損失。
他們決定以同樣的手段來報複我們。
這是9月末的事情了。
深夜,我們的偵察員拖回來一個“舌頭”,這個“舌頭”說,法西斯狙擊兵學校的頭兒科甯格勒少校已經從柏林乘飛機來我們這兒了,他的任務是首先消滅蘇軍的主要的狙擊手。
師長H·E·巴秋科上校把狙擊手們召來,他說:
“我認為,從柏林來的法西斯的‘超級狙擊手’對我們的狙擊手來說,沒有什麼可怕的。
對不對,紮伊采夫?”
“應該幹掉這個‘超級狙擊手’,”師長說道:“隻是要小心些,要動動腦子。
”
“是,一定幹掉他,上校同志!”狙擊兵們回答。
我軍的狙擊手運動發展得很快。
日益壯大的狙擊手隊伍在這之前就殲滅了不下一千個敵人。
報紙和傳單都報導過這些情況。
一些傳單落到了敵人手中,敵人便研究起我們狙擊兵的戰鬥方法,并開始采取積極的辦法來對付我們的狙擊手。
事情已過去了,但坦率地講,我們當時大張旗鼓地在報紙、刊物上暴露我狙擊手運動這一作戰經驗,實在有些操之過急了。
這樣做的後果是:使敵人過早地知道我阻擊兵的作戰特點。
隻要我們幹掉一兩個法西斯軍官,德冠就馬上對我預定的伏擊地點進行炮擊。
我們不得不經過備用的通道,迅速轉移陣地,以擺脫困境。
法西斯狙擊手的到來給我們提出了一個新的任務:要找到他,研究他的癖性和手段,耐心地等時機,用準确的、決定性的一槍,結束他的性命。
狙擊手瓦西裡·紮伊采夫回憶說:
“對于面臨的決鬥,我們有好幾個晚上都在窯洞裡進行激烈的争論。
每一個狙擊手都發表了自己的建議和設想,這些建議和設想都是他們每天對敵人前沿陣地細心觀察而總結出來的。
大家提出了各種各樣的方案和各種誘惑方式。
但是狙擊技術的特點在于,盡管别人有很豐富的經驗,但最終的戰果取決于射手本人。
與敵人面對面相遇,射手每次都應該有創新、有發明、采取新的行動。
墨守陳規對于狙擊兵來說就等于自殺。
‘那麼,柏林來的狙擊手到底在什麼地方呢?’我們相互發問。
我很熟悉法西斯狙擊兵們的射擊和僞裝特征,不費吹灰之力就能辯别出:哪些是有經驗的;哪些是新手;哪些是膽小鬼;哪些是執拗、果敢的敵人。
然而,這個德國“超級狙擊手”的特點是什麼,對我來說是個迷。
我們每天觀察也沒發現什麼明顯的特征。
很難說他在什麼地段,很可能,他經常變換陣地,并且同樣小心地在尋找我,就象我找他一樣。
就在這時發生一件事,我的朋友莫羅佐夫的光原瞄準器被打壞了,而舍伊金被打傷了。
莫羅佐夫和舍伊金都是老練的狙擊手。
在與敵人進行複雜的、艱苦的戰鬥中,他們從未敗下陣來。
毫疑問,他們遇上了德軍的‘超級狙擊手’。
黎明時分,我和尼古拉·庫利科夫來到昨天我們的同志呆過的陣地。
對研究過多日已經熟悉的敵軍前沿進行觀察,沒有發現什麼異常現象。
白天快結束了。
這時在敵人的掩體裡出乎意料地露出一個鋼盔,并且慢慢地沿塹壕移動。
射擊?不行!這是個詭計。
鋼盔移動得很不自然。
可能是狙擊手的助手在拿着鋼盔移動、而他本人則在等待,等待我射擊時才暴露自己。
‘他可能隐蔽在哪裡呢?’當我們借着夜色的掩護離開埋伏地點時,庫利得夫問。
根據對于在這一整天所表現出來的耐心,我猜想,那個柏林來的狙擊手就在這裡。
需要特别保持警惕。
第二天過去了。
誰的神經更堅強呢?誰能靠機智巧勝對方呢?
我忠實的戰友尼古拉·庫利科夫也全神貫注地等待這一決鬥。
他已不懷疑敵人就在眼前,但堅信我們能勝利。
第三天,與我們埋伏在一起的還有指導員丹尼洛夫。
清晨,象往常一樣來臨了。
夜幕消逝,敵人的陣地一分鐘比一分鐘顯得更清楚。
戰鬥又開始了,炮彈在空中吱歧作響。
而我們仍伏在光學儀器上,密切注視前方所發生的一切。
‘那不是他嗎,你們看我手指的地方!’指導員突然興奮起來。
他由于疏忽差一點探身到胸牆外。
但這已經足夠了,法西斯分子打傷了他。
當然,隻有經驗豐富的狙擊兵才能這樣準确射擊。
我長時間地注視着敵軍陣地,但沒有找到他的埋伏地點。
根據射速我斷定,那個狙擊兵就在某個正對着我們的地方。
我繼續觀察。
左面,停着一輛被打壞的坦克;右面,有一個土木發射點。
法西斯份子到底在哪邊呢?在坦克裡?不,老練的狙擊手是不會隐藏在那裡的。
在土木發射點裡?也不可能,發射孔是堵着的。
在坦克和發射點之間的平地上有一大堆爛磚頭,中間放着一塊鐵闆。
它早就放在那裡了,并不引人注目,我從敵人所處的地位思量着:哪裡是狙擊兵應占據的最佳位置呢?那塊鐵闆下面是否挖了個掩體?他是否每天趁黑夜悄悄潛伏過去,藏在那裡呢?
是的,他可能就在那裡,在雙方都沒有占領的中立地帶的那塊鐵闆下面。
我決定檢查一下。
我在一塊小木闆上套上手套,把它舉起來,法西斯分子上鈎了,開了槍。
我按舉起來的姿态小心地把小木闆放下,仔細觀察彈孔。
沒有絲毫偏差,直接命中。
這就是說,法西斯分子是在鐵闆底下。
‘這個惡棍就在那裡!’埋伏在我旁邊的助手尼古拉·庫利克夫小聲地罵着。
現在應該把他誘出來,‘放入’瞄準圈裡,那怕是一小塊腦袋。
但是眼下不可能。
還需要時間耐心等待。
我已熟悉他的特點了。
他不會輕易地離開這個理想的陣地。
而我們應該更換一個陣地。
我們夜裡做了準備工作,并一直在那裡呆到天亮。
拂曉,德軍開始向伏爾加河各個渡口實施炮火轟擊。
很快天大亮了。
随着白天的到來,戰鬥愈來越激烈。
但無論是大炮的轟隆聲,還是炮彈和炸彈的爆炸聲,都不能使我們稍微分一點心。
太陽升起來了。
庫利夫開始進行盲射,為的是要吸引法西斯阻擊兵的注意力。
我們決定等待一個上午。
午飯後,我們的步槍是處于背光處,而德軍的陣地是在太陽直射下。
在鐵闆旁邊有個什麼東西閃爍了一下。
是玻璃渣偶然反射光,還是光學瞄準鏡發亮?庫利科夫開始向上小心地舉起鋼盔。
法西斯開火了。
這個希特勒分子以為,他終于把四天以來一直想要戰勝的那個蘇聯阻擊兵打死了,于是,他從鐵闆下面伸出了半個頭。
我正在等待這個機會,一點也不猶豫,就立即準确地射擊。
法西斯分子的腦袋倒下了,而他那步槍的光學瞄準器卻仍在原處,鏡片在陽光下閃閃發亮,一直閃到傍晚。
……”
這就是我們第62集團軍的狙擊兵。
顯然,隻是說步兵狙擊兵是不公平的,我們還有不少的炮兵狙擊兵和迫擊炮狙擊兵。
像舒克林和迫擊炮手别茲季德科,這樣的一些炮兵指戰員,都以自己準确的射擊而馳名整個集團軍。
敵人坦克想不受制裁地經過舒克林的炮台是不可能的。
而别茲季德科的迫擊炮“能穿過煙囪擊中敵人”。
戰士們都打趣地這樣說。
我忘不掉炮兵狙擊兵——反坦克的神炮手普羅托季亞科諾夫,我曾把他叫到掩蔽部與他進行過交談。
他是亞庫梯人,身材魁梧、健壯。
他們班隻剩下他一個人了,在我塹壕與敵塹壕之間,即在馬馬耶夫崗北坡的一個凹地,他一個人操縱着一門45毫米加農炮堅持戰鬥。
他僞裝得非常巧妙,敵人的坦克手隻是在自己的坦克着火或者被打壞時才發現這門炮。
有一次,他終于被發現了,敵人根據炮聲測定了他的炮位。
密集的炮彈向他飛來。
炮上的光學瞄準器被炮彈碎片打壞了,而大炮卻安然無恙,大炮的唯一主人也平安無事。
我與普羅托季亞科諾夫再次見面,是1972年5月9日在斯大林格勒的馬馬耶夫崗。
當然,他同我一樣,在這30年中都變化很大。
但我們還是一下子就互相人認出來了。
他使我回憶起了1942年我們在掩蔽部的那次談話:
“你問我,我的炮在什麼地方。
我對你說:‘我人在哪,炮就在哪。
我等待着機會,等到德軍坦克暴露得很清楚時,我才射擊,坦克也就着火了。
’你對我說:‘好樣的!想喝點茶嗎?’我說:‘喜歡喝濃茶。
’你遞給我一杯,我嘗了一口,而那是地地道道的白蘭地。
我說:‘謝謝你’!”
城市裡的戰鬥是一種特殊的戰鬥。
這種戰鬥不僅取決于力量強弱,而且要比智慧、比技能、比随機應變、比出其不意。
城市裡的建築物象一道道防波堤,把進攻中的敵人的戰鬥隊形截斷,使敵軍隻能沿着街道向前推進。
因為,我們牢牢地堅守在一些特别堅固的建築物裡,并在這些建築物裡組織人數不多的守兵。
這些守兵即使在被合圍的情況下,也能組織起環形防禦。
特别是我們把堅固的建築物作為支撐點。
城市的保衛者利用這些支撐點發揮機關槍和沖鋒槍的威力,擊斃無數侵略者,使敵人寸步難行。
在反突擊中,我們不動用大部隊或者很多分隊去進攻。
9月底,在所有的團裡都組織了強擊改——人數不多,攻擊力很強,作戰勇猛而又像蛇一樣靈活。
被法西斯占領的目标都立即遭到各強擊隊的襲擊,法西斯分子很少能經受得住炮火、炸藥、繼而是手榴彈和刺刀的突擊。
雙方激烈地争奪每一座樓房。
而在樓房裡,則争奪每一個地下室、每間房屋、每一段走廊。
街道反而空無人影了,廣場也空了。
我們的戰士和指揮員學會了在敵人航空兵火力準備和炮火準備的時候盡量接近敵陣地,從而保存自己不受傷亡。
德國飛行員和炮手都怕傷着自己人,不願意冒險攻擊我戰鬥隊形。
因而,我們經常采用近戰的戰術。
法西斯侵略者不喜歡近戰,确切地說是不熟悉近戰。
他們的神經受不了。
他們沒有足夠的勇氣面對面地注視身穿紅軍戰士軍服的軍人。
我們可以在很遠的地方看見敵前沿哨所的士兵,尤其是在夜間,因為他們總是每隔5—10分鐘就用沖鋒槍打幾個點射,為自己壯膽。
我們的戰士因此可以輕而易舉發現他們,爬到他們跟前,用一顆子彈或一把刺刀就把他們幹掉。
斯大林格勒的保衛者們學會了這樣一種打坦克的辦法,即讓德國坦克從頭頂上過去,把它置于我反坦克炮和反坦克槍手的射擊之下。
但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城市的保衛者必須用火力切斷敵步兵與坦克之間的聯系,從而破壞敵人有組織的戰鬥隊形。
然後分别攻擊笨重步兵和已闖過去的敵坦克。
坦克離開了步兵是很難單獨作戰的,而敵步兵沒有坦克的加強更是寸步難行。
夜晚是我們的天下,而夜戰更是我軍的拿手好戲。
侵略者不善于夜戰,我們卻學會了在夜晚本着以牙還牙的法則對敵人采取行動。
白天,法西斯的飛機在我戰鬥隊形上空耀武揚威,使我們擡不起頭來。
可到了晚上,我們就不怕它們了。
白天,我們更多是進行防禦,擊退敵人的攻擊。
而敵人沒有飛機、坦克的掩護很少發起攻擊。
我們用各種辦法消滅侵略者。
比如,我們知道,不是所有的法西斯分子都在窗口和射擊孔監視我們,他們大部分人都在掩蔽部裡休息。
為了把他們從掩蔽部叫到窗口和射擊孔,我們常常在晚上大喊俄語的《烏拉》,并炸響幾顆手榴彈,搞得像進攻的樣子。
敵人往往驚恐地奔向窗口或碉堡的射擊孔準備反擊。
可我們的炮手和機槍手早已對準這些地方了,這時我們開火,往往能使敵人遭到很大損失。
“卡秋莎”火箭炮對敵人在新的進攻之前所集結的大批步兵和坦克進行齊射,效果極佳。
我永遠不會忘記葉羅欣上校指揮的“卡秋莎”團。
這個團駐紮在斯大林格勒市裡,它選擇了伏爾加河陡峭的河岸作為陣地,敵人的炮火打不着它。
葉羅欣的火箭炮是用履帶式車體牽引的,它能夠迅速地進入發射陣地,實施突擊,或更确切地說是齊射。
它也可以在實施突擊後以同樣快的速度返回掩蔽處。
這個團的技術使敵人喪魂落魄,指戰員們牢靠地掌握着這些裝備。
我們的戰士在伏爾加河的殘酷的戰鬥中學習、成長,他們發明的新鮮戰術數也數不清。
大家都成熟了,他們中很多人從普通的戰士成為優秀的指揮員。
後來,在戰役快結束時,我們從被打死的和俘虜的敵人的日記中知道,我們的新的作戰方法,使法西斯分子付出了重大的代價。
他們總是搞不清:今天我們又會在哪兒攻擊、用什麼武器作戰和怎樣作戰?我們在夜裡把他們折騰得疲憊不堪,以緻第二天他們投入戰鬥時往往還睡眼惺松、無精打采。
隻要我們得到消息,知道敵人打算占領我們在頭天夜裡沒有設防、或戰鬥隊形稀疏的地段,我們馬上就派部隊把這些地方占滿,并且立即布置火力配系,敷設地雷場。
在斯大林格勒戰役中,我們的偵察工作很出色。
我們既知道敵人防守薄弱的地段,也知道敵人的兵力集結地。
因此,我們可以抓住适宜的時機對敵人實施有效的攻擊。
在日終時,或者在一天的戰鬥快結束時,我們往往又實施新的攻擊,這種攻擊雖然不總是很有力,但對于已經虛弱的敵人來說,就是輕微的打擊也是可怕的。
我們總是用出其不意的攻擊使敵人不斷地處在緊張和恐懼之中。